（二）处理好民事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关系
在人民法院每年处理的大量民事案件中，有一些案件表面上看似乎是民事争议，但纠纷的产生实际上是行政权行使的结果，纠纷的解决也与行政权的行使密不可分。妥善处理这类纠纷的重要前提，就是要协调好民事司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关系，这里面也包括了民事司法权到底应该延伸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之所以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走了半天之后，回过头来却发现很难通过民事裁判的方法妥善解决当事人的争议，就是没有理顺两种权力的范围和关系问题。这需要对当事人法律关系和纠纷的性质进行全面深入和正确的研判。我认为至少以下两种情况，是不能将纠纷纳入民事案件范围的：一是确实存在诸多民事因素，但争议双方之间终未形成民事法律关系所要求的平等主体关系；二是行政权力的行使，制约和主导着纠纷的最终处理。比如因政府制定的优惠政策未落实到位产生的纠纷，历史上因政策调整形成的纠纷，以及未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补偿安置争议等。这些纠纷徒具其形，难符其实，虽然体现为当事人私权益的诉求，但并不具备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所要求达到的民事可诉性。应当认识到，在中国国情下，是行政权主导下的司法，而不是司法权主导下的行政。一些案件，尤其是涉及政府、涉及广大群众利益的纠纷，依靠当地党委、政府进行协调可能更有利于矛盾的化解，有利于纠纷的平息，有利于和谐与稳定。
（三）全面理解和准确适用证据失权
证据失权事关当事人根本诉讼利益和目的。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定》就证据失权问题作出规定的本意，是约束那些有条件有能力却不诚信举证的当事人。绝不能把它变成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尤其是坑害弱势群体的工具。目前，大部分老百姓尤其是广大农民群众的法律水平、举证能力甚至是证据意识还不是很高，他们没能在举证时限内完成举证的原因多种多样，很多情况下并非出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考虑到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确有困难的情形，《证据规定》第36条对申请延期举证的问题作出了规定。根据该条规定，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确有困难的，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举证，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适当延长举证期限。当事人在延长的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仍有困难的，可以再次提出延期申请，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如果当事人经人民法院准许延期举证，但因客观原因未能在准许的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而不审理该证据有可能导致裁判明显不公的，《证据规定》第43条第2款又规定，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交的证据，可以视为新的证据。针对这一类证据，应当排除《证据规定》第34条第2款规定的适用，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证据规定》第45条的规定，通知对方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提出意见或者举证。除此以外，《证据规定》在第41条和第44条对
民事诉讼法第
125条第1款、第
179条第1款第1项规定的“新的证据”，分一审程序、二审程序和再审程序三个层面进行了解释，还在第
3条、第
7条等对人民法院的举证指导以及特殊情形下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作出了规定。总之，一定要从“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高度，对《证据规定》的相关条文进行全面理解和把握，提高整体适用、正确适用《证据规定》的意识和水平。
（四）准确理解和适用医疗事故纠纷举证责任倒置
《证据规定》规定医疗侵权纠纷中部分举证责任倒置的目的，在于平衡医患双方的利益和公正处理医疗纠纷。在医疗侵权诉讼中，相对于医疗机构而言，患者一般对过错和因果关系的举证能力较弱。如果要求其承担所有的举证责任，往往因其部分证据无法举证而导致败诉的后果。在此情况下，患者极易采取过激行为，激化医患矛盾。而医疗机构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最了解医疗过程所采用的治疗方案和方法，掌握着患者的医疗档案材料，由其负担过错和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是比较公平合理的。《证据规定》第4条第8项规定的所谓“举证责任倒置”，正是针对医疗侵权纠纷案件中有关过错和因果关系的证明问题。在适用的时候应当注意，以上规定只是将侵权责任的部分构成要件进行了倒置，不能理解为，在医疗侵权诉讼中患者可以不负任何举证责任。患者仍然需要就过错和因果关系之外的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承担举证责任，如是否存在医疗行为和损害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