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依法审理各类案件，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22年来，海事法院和上诉审高级人民法院正确行使我国海事司法管辖权，积极开展海事审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共受理各类一审海事、海商案件72000件；扣押船舶4000余艘，其中外轮1100余艘；拍卖船舶800余艘，其中外轮100余艘；案件诉讼标的总金额700亿元人民币。我国受理的海事海商案件数量，无论是在亚太地区还是在全球海事司法领域都是最多的，远远超过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和英国。
除了案件数量在国际海事司法领域首屈一指外，海事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和类型也远远超出了国际上通行的海事司法调整的范围。其他国家海事司法的受案范围一般局限在海损、救助、拖带、碰撞、船舶维修和海上运输合同纠纷方面，而我国海事法院受案范围还包括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港口作业纠纷、海洋开发利用等，案件类型60余种。通过案件审理，平等保护了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制裁了违法行为，维护了对外贸易和航运秩序，保护了海洋环境，扩大了我国海事审判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各海事法院依法审结了一批专业性、技术性比较强的海事案件，充分体现了海事审判专门化的特点。比如，上海海事法院在审理塞浦路斯斯达迪航务有限公司的“吉米尼”轮和我国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振兴”轮在黄浦江上发生无接触碰撞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中，一方面将海事事故报告、天气水文记录、鉴定结论等所有定案证据交由双方当事人充分质证、辩论。另一方面，聘请专家推算航迹，确定会船时间及碰撞格局，最终查清了案件事实，分清了双方责任。天津海事法院在审理“冀黄渔0824”轮与印度籍“爱佳”轮碰撞纠纷案件中，要求勘验人和作鉴定的行政官员出庭作证。印度当事人经过公开、公正的庭审程序，主动提出调解，最后与原告达成赔偿协议，赔偿550万元人民币。
（三）完善海事审判制度，规范和统一海事司法
22年来，人民法院不断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海事审判制度。
一是推动海事立法，确保海事审判有法可依。海事法院成立之初，我国并没有专门的海事海商方面的法律，长期处于无法可依的状况。海事审判工作的全面开展，为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提供了充分的司法实践依据，直接促进了两部法律的出台。比如，1993年，青岛海事法院受理了广州海运局申请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案，这是全国海事法院首次受理此类案件。青岛海事法院参照国际习惯做法，根据
海商法基本理论，结合我国主管部门的规定，经过公告、确认债权性质等程序，公平地审结了此案。这次审判实践，为
海商法确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提供了依据。又如，以前，我国民诉法并无诉前证据保全的规定，但诉前证据保全又是海事审判较重要的司法程序。1992年，厦门海事法院在审理厦门特区锦江贸易公司诉讼前申请证据保全案件中，对被申请人所属的“大丰”轮航海日志、工班表、装船记录及相关的理货单等予以保全，对案件公正审理起到关键性作用。这一案件为海事证据制度的建立以及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理论发展提供了实践经验。
为进一步健全我国海事立法，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最高人民法院组织起草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1999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这部法律，并于2000年7月1日起施行。这部法律的颁布和施行，在我国海事审判制度建设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坚持遵循海事审判规律，借鉴国际海事司法的通常做法和成功经验，在国际海事司法领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比如，为保证海事案件裁决的可执行性，首次在立法上确立了海事请求保全制度，实施诉前扣押船舶、诉前扣押船载货物、诉前扣押船用燃油、诉前证据保全等保全制度；为保障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首次在立法上确立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设立程序、债权登记与受偿程序、海事强制令制度、船舶优先权催告程序；为解决涉外海事案件送达难问题，首次在立法上确立了向当事船舶船长直接送达诉讼文书，以及通过能够确认收悉的适当方式送达海事诉讼文书的制度，保证了诉讼程序的公正和实体裁决的公正。
二是加强司法解释，建立完善相关诉讼和海事法律适用制度。海事法院成立后，最高人民法院依据审判实践先后制定了《关于
涉外海事诉讼管辖的具体规定》、《
关于海事法院诉讼前扣押船舶的规定》、《
关于海事法院拍卖被扣押船舶清偿债务的规定》、《
关于审理船舶碰撞和触碰案件财产损害赔偿的规定》、《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
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若干规定》等规定，填补了海事诉讼程序和实体裁判法律适用方面的空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海事审判无法可依的状况。海诉法出台后，又制定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司法解释，进一步促进了海事司法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