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国商标局2008年7月2日出具的国际注册号为G611405号的商标(第42类)档案，用以证明本案系争G611405号“LE RITZ”商标的权利人为被上诉人雷茨公司。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组织了质证。对于上诉人黄浦丽池公司的证据材料，被上诉人雷茨公司认为，证据材料1、2、3均不是二审新证据；证据材料4是二审新证据，认可其真实性；证据材料5不是证据，专家如要提供证言，应到庭接受质询。
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黄浦丽池公司的证据材料3缺乏证据形成时间，无法证明形成于一审庭审之后，证据材料1、2上诉人均可以在一审期间向一审法院提供，因此上述证据材料1、2、3均不属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
四十一条第(二)项规定的二审新证据，故不予采纳。退而言之，即使上述证据材料属于二审新证据，由于被上诉人雷茨公司在二审期间出具了相反的证据，证明 G611405号“LE RITZ”商标的注册人仍为被上诉人，因此证据材料1仍无法予以采纳；证据材料2、3，因被上诉人在一审期间已经提供了中国商标局出具的证明，证明了G611405号“LE RITZ”商标的注册情况，仅凭上述两份证据材料无法否定中国商标局出具证明的效力，故证据材料2、3亦无法予以采纳。证据材料4因被上诉人认可其真实性，故予以采纳，该证据可以证明上诉人经案外人厦门丽晶公司授权使用“RITS、丽池及图”标识。证据材料5是报纸对学者就本案一审判决的个人观点的报道，并非能够证明本案案件事实的证据，故不属于我国法律规定的证据范畴，不予采纳。
对于被上诉人雷茨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上诉人黄浦丽池公司认为，证据材料1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无原件，无法确认其真实性。证据材料2系被上诉人庭后提供，已经超出举证时限，故不予质证。
二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雷茨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2形成于二审庭审以后，证明的内容系本案二审庭审以后发生的新的事实，因此属于二审新证据，予以采信，该证据可以证明被上诉人系G611405号商标的权利人。证据材料1虽系复印件，但其内容可以与证据材料2相互印证，因此亦予以采信。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另查明，北京市东城区公证处(2007)京东证内字第8340号公证书载明，上诉人黄浦丽池公司在店外招牌上使用了“RITS UNION”文字及“RITS、丽池及图”标识，在店内牌匾、指示牌上使用了“RITS CLUB”、“RITS UNION” 文字及“RITS、丽池及图”标识，在手牌上使用了“RITS”或“RITS CLUB”文字，在浴衣上使用了“RITS SAUNA”文字及“RITS、丽池及图”标识，在纸巾盒、浴帽盒、打火机、水杯上使用了“RITS CLUB”文字及“RITS、丽池及图”标识，在菜单、酒水单上使用了“RITS (BUND)CLUB”文字，在会所名片、消费清单上使用了“RITS (BUND) CLUB”文字及“RITS、丽池及图”标识，在董事名媛卡会员章程及会员入会申请表上使用了“RITS CLUB”、“RITS SAUNA CLUB” 文字及“RITS、丽池及图”标识，在手袋上使用了“RITS UNION”文字，在塑料袋上使用了“RITS丽池”文字及“RITS、丽池及图”标识，在毛巾上使用了“RITS、丽池及图”标识。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在商标侵权纠纷案件中，判断被控侵权标识与主张权利的注册商标是否构成近似，应在考虑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市场知名度的基础上，对比两者文字的音、形、义，图形的构图及颜色，或者文字及图形等各要素的组合等因素，对两者的整体、主体部分等起到主要识别作用的要素进行综合判断，从而得出两者是否易使相关公众产生混淆的结论。
被上诉人雷茨公司经中国商标局核准，依法在第42类服务项目上享有“LE RITZ”商标，注册号为G611405，注册有效期自1993年12月9日至2013年12月9日，核定服务项目为“饭店；餐馆；休养所；疗养院；哺乳室；社交陪伴；婚姻事务所；美容美发沙龙；为旅游者提供预订房间的服务等”；在第43类服务项目上享有“RITZ”商标，商标注册证为第3098934号，注册有效期自2003年10月7日至2013年10月 6日，核定服务项目为“饭店；餐馆；带有烤肉房的饭店；快餐馆；茶室；鸡尾酒会服务；酒吧；旅馆预订”；在第44类服务项目上享有“RITZ”商标。商标注册证为第3098933号，注册有效期自2005年5月21日至 2015年5月20日，核定服务项目为“美容院；理发室；疗养院；矿泉疗养院”。被上诉人上述注册商标在其被核定使用的服务项目中享有专有使用权，有权禁止他人未经其许可，在同种或类似服务中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