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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9月22日，华茂公司向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杰昌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2004年11月20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04)晋立民终字第77号裁定本案由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审。华茂公司起诉称，华茂公司作为开发单位开发华茂商业园区项目，是经山西省长治市改革发展计划委员会以长计投字(2001) 216号立项批准的，开发建设规模总面积为 43 787平方米。华茂公司为开发该项目，成立了杰昌公司，并办理了相关开发手续。 2002年7月6日，根据山西省长治市人民政府有关文件，华茂公司作为土地投资合作者，与苏福伦、香港益群公司、陈培森签订了合作开发华茂商业园区项目的《房地产合作开发协议书》。协议签订后，华茂公司出于对合作方的信任并根据协议，为杰昌公司办理了变更注册登记和土地变更手续。双方根据《房地产合作开发协议书》，针对为华茂公司分配的房地产定位及相关问题，又签订了《拆迁安置协议》，在该协议中同时还约定华茂公司提供的26．62亩土地上的建筑物由华茂公司自己拆迁。
杰昌公司作为合作方苏福伦、香港益群公司、陈培森的合作代表和该项目的项目公司，在经营过程中违反双方合作原则，对涉及该项目的重大事项，对华茂公司既不公开，也不透明。如办理该项目的后改文件资料、设计图纸及相关资料及变更项目名称等重大事项，均由杰昌公司擅自行事，既不征求华茂公司意见，也不向华茂公司提供，更不告知华茂公司。在2003年9月份之前，华茂公司多次提出异议，并就给华茂公司分配房地产和定位问题，曾反复多次要求杰昌公司提供全套图纸及相关资料，杰昌公司拒不提供。后经华茂公司咨询才发现给华茂公司分配的商场设计高度不合理，项目名称已被杰昌公司单方变更为“凯旋都汇广场”，为此双方发生纠纷。2003年11月8日，双方签订了《补充协议书》，该协议确定了双方运作原则，并对当时发生的部分争议问题和相关问题达成了协议。但在协商签订该协议时，杰昌公司故意隐瞒了该项目建设规模已变更增加为 71 549．8平方米的重要事实。杰昌公司未根据《补充协议书》第五条第2项约定，于 2003年11月18日才向华茂公司提供了该项目全套设计图纸和相关审批文件。由此发现杰昌公司不仅单方变更了该项目名称，同时在华茂公司开发使用土地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将原开发建设规模总面积 43 787平方米单方增加到71 549．8平方米，其中比原来增加27 762．8平方米，增加比例占61．2％。该增加的面积是在华茂公司所投资的26．62亩土地上增加和以该投资土地作为抵押向银行贷款形成的，无疑华茂公司的贡献是主要的。根据合作和公平原则及贡献大小，杰昌公司应按新增面积的50％的比例并按好坏位置、层次搭配原则和各类房产面积比例，为华茂公司再增加分配房产面积13 881．4平方米。同时认为杰昌公司变更该项目名称，属单方违约，也是对华茂公司合法权益的损害。故请求：1．判令杰昌公司在双方签订的《房地产合作开发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基础上，对其单方扩大建设规模增加的开发建设面积27 762．8平方米，按50％的比例和各种类型房产面积比例，为华茂公司按照好坏位置、层次搭配原则增加分配面积共计 13 881．4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5480．38平方米，独立店铺2508．37平方米，大小商场 5894．04平方米；2．判令杰昌公司对合作项目决策的重大事项和全部预销售活动，由双方共同签字盖章办理手续，避免判决结果难以实现；3．判令杰昌公司恢复双方协议项目名称“华茂商住步行街”，停止和取消其单方变更的项目名称“凯旋都汇广场”及以该项目名称进行的预销售活动，并赔偿华茂公司经济损失100万元。
杰昌公司答辩称，双方没有合作开发的合同法律关系，双方是一种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的合同法律关系。一是华茂公司无权分得《拆迁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书》之外的开发房屋面积的13 881．4平方米。双方订立的《拆迁安置协议》标志着形式上的房地产合作开发关系的终止和实质上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关系的确立。《房地产合作开发协议书》名称上称为合作，但在其内容中并没有各方出资和所占比例的任何约定，不存在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享盈余的房地产合作关系。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确立为《拆迁安置协议》中的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法律关系。开发过程中，杰昌公司对所有的被拆迁人(包括华茂公司)全部给予了安置和补偿，有些已经履行完毕，有的正在履行。华茂公司虽然曾经作为项目开发主体，有别于其他被拆迁人，但其全部利益已经在《拆迁安置协议》和《补充协议书》中得到了完全的安置和补偿。华茂公司现在不是杰昌公司的股东，因此，其无权干涉公司的决策和经营，更无权处分协议约定以外的开发房屋面积。根据《房地产合作开发协议书》约定原改造建设单位由华茂公司变更为杰昌公司，证明了开发项目已经变更为杰昌公司。《补充协议书》是对《拆迁安置协议》中双方为拆迁与被拆迁法律关系的再次认可。杰昌公司增加面积是从多方面加大了投入，是公司经营行为的结果。如果重新规划、设计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导致公司经营亏损，华茂公司是否也要按照凭空来的50％的比例分担经营亏损呢?二是华茂公司提出“7·6”协议的前提是项目总面积为43 787平方米不符合事实。双方签订协议前，对项目面积的增加早就达成了一致。签订“7·6”协议是在对原方案进行变更的前提下进行的，相关的变更手续也是华茂公司配合办理的。因此，华茂公司以项目面积增加为由要求多分房地产毫无道理。三是华茂公司的起诉已超过法定的除斥期间。华茂公司起诉杰昌公司要求增加分配面积的另一个理由是原协议“明显不合理不公平”，华茂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华川早在2002年10-12月间就亲自到有关部门参与办理了相关事项的变更手续，从这个时间起算，华茂公司也以自己的行为放弃了此项权利。四是华茂公司无权要求杰昌公司在本项目进行整体规划、设计、销售等环节上对其尽告知义务或履行签字手续。根据《房地产合作开发协议书》约定杰昌公司对本项目整体进行规划、设计、销售，并负责对其费用及项目公司注册资金的投入。更何况项目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重大决策事项只对其公司的股东负责，而华茂公司并非杰昌公司的股东。五是华茂公司主张赔偿100万元没有任何依据，相反其应当赔偿杰昌公司巨额经济损失。杰昌公司既没有侵权行为，也没有违约行为，不存在给华茂公司赔偿的问题。综上，华茂公司无视大量的双方为拆迁安置、补偿合同法律关系的客观证据，以自己现在仍然属于房地产合作开发项目的合作主体为由主张增加13 881．4平方米，超出了《拆迁安置协议》和《补充协议书》确立的补偿和安置面积的范围，其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并且华茂公司的起诉超过了法定的除斥期间，依法应当驳回华茂公司的起诉，维护杰昌公司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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