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广元公司与革命博物馆的合作协议书和补充协议的复印件，以证明制作《开国大典》的金箔画系与革命博物馆的合作行为。
　　2．广元公司销售《开国大典》金箔画记账凭证的复印件，以证明《开国大典》金箔画制作和销售情况。
　　被告工美集团辩称：《开国大典》金箔画是革命博物馆与广元公司联合发行的，我公司作为销售者已经尽到了必要的注意义务，且原告诉讼后我公司已经按原告的要求停止了该金箔画的销售。
　　被告革命博物馆辩称：我馆与广元公司签订协议合作发行《开国大典》金箔画时，曾要求广元公司与原告联系以取得授权。虽然合作协议标明我馆是监制、发行单位，但实际上我馆仅提供底片，负责监制，制作和发行是由广元公司负责的，广元公司是本案的主要侵权人。我馆没有侵权的主观故意，也没有直接实施侵权行为。
　　革命博物馆提供的证据有：
　　《开国大典》金箔画一幅，以证明曾收到广元公司制作的金箔画。
　　在庭审质证中，被告广元公司对原告提交的《开国大典》金箔画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但没有提供相反的证据；并认为原告张林英与案外人签订的制作发行《开国大典》金箔画合同与本案无关。各方当事人对其他证据均不持异议，广元公司因未能提供涉案金箔画记账凭证的原件，故该证据不予确认。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油画《开国大典》曾发表于1953年9月27日的《人民日报》，署名为董希文，该画原作现收藏于革命博物馆。董希文于1973年1月8日去世，原告张林英为董希文的妻子，原告董沙贝、董沙雷、董一沙均为董希文的子女。
　　1999年7月19日，被告广元公司与革命博物馆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革命博物馆作为监制发行单位负责提供作品《开国大典》原作底片，并授权广元公司制作纯金画；广元公司负责纯金工艺画的设计、策划和投资制作；金箔画发行的数量和规格为“(大)1000幅、(中)5000幅、(小)5000幅”；广元公司将先期生产的纯金工艺画750幅交革命博物馆使用；其中(大)50幅、(中)200幅、(小)500幅。1999年8月21日，双方为调整《开国大典》金箔画的发行数量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极品版发行500幅、珍藏版发行1000幅、纪念版发行1000幅。
　　被告广元公司制作的《开国大典》金箔画中都附有收藏证书，并印有落款为革命博物馆的监制证书，上面有“革命博物馆和上海广元公司联合发行《开国大典》缩版纯金箔画；极品限量发行5000幅、珍藏版限量发行5000幅、纪念版限量发行5000幅；发行、监制：革命博物馆；设计、制作：上海广元公司”等字样。在发行《开国大典》金箔画过程中，广元公司制作、散发了《献给共和国五十周年华诞》宣传材料，该宣传材料中注明：“限量发行《开国大典》极品、珍藏版、纪念版三种型号各5000幅；《开国大典》缩版金箔画 BFJBH-1949BFJBH-1999由革命博物馆收藏”；并印有落款为革命博物馆的“授权声明”，主要内容是“革命博物馆将《开国大典》版权授权给上海广元公司制作金箔画”。广元公司向革命博物馆捐赠了《开国大典》金箔画大、中、小号各一幅。此外，革命博物馆从广元公司处取得50幅《开国大典》金箔画，目前尚存8幅。革命博物馆在收到金箔画后，对所附“收藏证书”的内容未提出异议，工美集团公司曾于1999年参与销售《开国大典》金箔画，现已停止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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