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03年1月10日，四川衡平律师事务所陈浩文律师《关于人寿公司四川分公司国债资金处理的意见函》。该意见函的内容与张志勇笔录中反映的情况基本一致：(1)1998年中保人寿与北海银证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海银证”)就理财一事进行磋商；(2)北海银证根据中保人寿的指示将两批共9000万元国债卖出进行证券投资；(3)北海银证连续三年向中保人寿支付利息；(4)开始阶段证券市场较好；(5)双方没有书面合同；(6)2002年11月陈浩文与中保人寿进行了谈判，中保人寿要求对方落实有实力的单位进行担保。该证据是二审法庭调查前，成都大鹏从北海市公安局取得的新证据(有公安局加盖印章)。该意见函反映的情况一部分是“我方当事人”(应是法定代表人邓勇)向陈浩文作的陈述，另一部分是陈浩文的亲身经历。该证据经质证中保人寿对其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但以其属于新证据为由不予认可。
　　另中保人寿接受邓勇支付利息所用账户，仍为在成都大鹏所开设的791293账户。
　　本院经审理认为：中保人寿对于1999年7月26日转款4000万元到成都大鹏购买000896国债这一事实没有争议，本案主要争议的是000896国债买在了华隆公司的617证券账户上是不是中保人寿的意思表示。中保人寿认为617不是自己的上海证券账户，自己的上海证券账户是B880217601，中保人寿没有同意用自己的钱款为华隆公司购买国债。而成都大鹏则认为，投资人以自己资金为他人的证券账户购买证券属普遍现象，成都大鹏是根据中保人寿的具体指令将华隆公司的617证券账户下挂到中保人寿在成都大鹏开设的791293资金账户之下的，下挂证券账户的含义就是资金账户所有人允许下挂的证券账户使用其资金，而此后中保人寿又用只有其自己才掌握的交易密码，并且在明确选择或直接输入“617”号码后购买了国债，随后又申请撤销了617证券账户在成都大鹏的指定交易，使得华隆公司能够在其他证券公司处分该笔国债。尤其是中保人寿在委托成都大鹏购买4000万元国债时，其自己的B880217601证券账户已经被指定在中银国际证券公司，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中保人寿不能同时在成都大鹏使用自己的B880217601证券账户购买000896国债，这种情况下中保人寿必须借用他人已经指定在成都大鹏的上海证券账户。下挂他人的证券账户购买国债后再撤销该证券账户的指定交易，将国债的处分权交给对方的操作方式，是当时进行资金拆借或委托理财的一种较为普遍的做法，张志勇的笔录和陈浩文的意见函以及2000多万元利息、收益的支付金额及来源，均反映出本案并非仅仅是购买国债，实际上是通过购买国债来完成将资金交付给邓勇炒股，中保人寿从中取得比单纯购买国债更高的收益。
　　4000万元000896国债买在华隆公司的617证券账户上是不是中保人寿的真实意思表示，直接涉及到对1999年7月28日《交易账户增加申请书》及同年8月10日《撤销指定交易申请表》等证据的恰当认定。1999年7月28日《交易账户增加申请书》的全部标题是《(资金、交易账户)增加、更改密码申请书》，由于存在多个选项，具体使用时必然要删去不涉及的选项。同时，无论标题的删改是何时所为，该申请表客观上反映了中保人寿在成都大鹏的791293资金账户与华隆公司的617证券账户之间的联系，在证券交易实务中，这种联系应当是表示可以使用791293资金账户中的资金为617证券账户购买证券。而且，原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账户指定和撤销指定登记记录》反映，本案4000万元国债购买期间，中保人寿自己的B880217601上海证券账户一直被指定在中银国际证券公司，中保人寿要实现其在起诉状中所称的用自己的4000万元在成都大鹏购买000896国债，客观上需要使用他人的、已经指定在成都大鹏的上海证券账户。又由于中保人寿已经取得确认价值4000万元的000896国债已经成交的《上海证券中央登记结算公司成都棉麻股东交易三联单》，表明中保人寿已经确知其委托成都大鹏购买的4000万元国债已经实际成交，这又说明中保人寿客观上已经实际使用了他人的上海A股账户。而中保人寿确认该申请书上公章的真实性，但对其B880217601上海A股账户已经被指定到其他证券公司期间，在不使用他人上海A股账户的情况下，如何能够委托成都大鹏购买到4000万元000896国债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事实上这也不符合证券买卖的基本规则。因此，应当认定中保人寿作出了在其791293资金账户之下增加617上海证券账户的意思表示。原审判决对此节认定虽然不够准确，但认定中保人寿申请加挂617账户是符合本案实际情况的，本院予以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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