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威海外运在接受华埠公司的委托后，在整个代理过程中，未介入华埠公司、原木材公司及俄方的商务活动，其行为并未超出船舶代理职责范围。“尼古拉”船是否允许离港是港务监督的权力，与威海外运是否打电话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海关放行提单一直在威海外运手中，并未给华埠公司或者原木材公司。不存在威海外运与原木材公司恶意串通、私下放船的事实。原审判决认定威海外运与原木材公司恶意串通，擅自通知威海港监放船给原木材公司，损害了华埠公司的利益，缺乏事实依据。华埠公司对威海外运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三）原木材公司在一、二审期间，华埠公司在再审期间分别提供的俄方证据，是针对同一事实完全相反的证据，双方当事人均没有足够的证据否定对方的证据，且上述证据均未经我驻俄使领馆认证或公证，该院无法核实，均不予采信。
（四）本案是由船舶买卖而发生的纠纷，原一、二审将该案案由定为船舶代理纠纷，未能反映本案实质，以偏概全，应予纠正。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裁定：撤销该院（1997）鲁经终字第236号民事判决和青岛海事法院（1995）青海法海事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驳回华埠公司的起诉；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华埠公司不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再审裁定，申请本院再审并提出理由如下：
（一）华埠公司诉求的是威海外运违反代理协议、超越代理权限与原木材公司串通造成被代理人重大经济损失的船舶代理纠纷案，再审裁定将该案定性为船舶买卖纠纷案，进而改变华埠公司与俄方的贸易合同性质，认定华埠公司构成走私，是地方保护主义。再审裁定认定华埠公司实际履行现汇合同是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的。根据1984年12月15日国务院文件规定由黑龙江省制定的黑边局贸字（1993）201号文件，华埠公司委托有进出口权的边贸公司与俄方签订的是易货贸易合同，实际履行的也是易货贸易合同。华埠公司委托签订的易货贸易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华埠公司的贸易行为也是合法的。再审裁定主观臆断拼凑认定所谓现汇合同，是混淆事实，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所谓现汇合同的买方不是东宁边贸公司，文本也未经华埠公司法人或当时的法定代表人签章，该文本仅为李文义个人签字的俄文意向书，根据最高法院《关于适用
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第
四条、第
六条的规定，是无效的。并且，文本中没有标的物的船名、吨位等与易货贸易合同标的物为同一物的事实，根据俄方提供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据、威海外运曲寿章代理我方与俄方签字的“尼古拉”船交货单（写明“根据1994年4月21日第HLDO－1206号易货合同规定”）、俄方开具的商业发票、华埠公司为履行易货贸易合同与国内供方订立的购买牛肉罐头合同等证据，以及华埠公司除给付俄方3万美元船员遣返费和中介公司10万美元中介费外，没有支付俄方一分钱船款的事实，证明华埠公司签订并履行的是易货贸易合同。
（二）再审裁定认定华埠公司一起办理的船舶交接手续，但是威海外运和原木材公司承认华埠公司未参加与俄方办理交接手续的事实。事实是：华埠公司无人于5月9日登船；5月17日，威海外运背着华埠公司伙同原木材公司与俄方办理交接手续，并私自将“尼古拉”船交给原木材公司。威海外运与原木材公司串通的事实有：1、外运公司代理华埠公司办理进口手续时，背着华埠公司带领原木材公司的人办理手续，并把华埠公司与原木材公司的买卖船舶协议交有关部门，使有关部门误认为该船是原木材公司进口的，为原木材公司偷着拖走“尼古拉”船奠定了基础；2、威海外运于1994年5月7日代华埠公司报关后，把华埠公司的原始合同及从“尼古拉”船取回的船舶资料一并交给原木材公司；3、本案诉讼一年后威海外运提供一份收货人为威海外运的提单；4、威海外运声明从1994年5月9日以后终止与华埠公司的代理关系，而成为原木材公司的代理；5、威海外运背着华埠公司伙同原木材公司一起与俄方办理船舶交接手续，并将船舶交给了原木材公司；6、1994年6月2日，华埠公司向威海外运索要提单时，威海外运以未交代理费拒绝还给提单，并称原木材公司交了代理费，实际上原木材公司在6月8日才交的代理费；7、6月5日威海外运曲寿章电话通知港监手续办妥可以放船，致原木材公司可以将船顺利拖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