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诉人孙爱勤在刘以江托其帮忙介绍开发单位时，介绍并引见刘以江与朱锦顺、周伟二人相识。促成他们之间的联合开发后，孙爱勤收受了刘以江所送的现金，并分别转送给朱、周等人。孙爱勤事先没有与朱锦顺、周伟共谋收取刘以江的好处，也没有与刘以江共谋给朱、周二人送礼。因此其主观上，既不具有与他人共同受贿的故意，也不具有与他人共同行贿的故意。客观上，孙爱勤只是在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实施了引见、沟通、撮合的行为，既不是共同行贿，也不是共同受贿，而是介绍贿赂。
朱锦顺是集体所有制的公司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收受回扣，按照《
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
四条的规定，这种行为应以受贿论处。但是修订后的
刑法规定的受贿罪，其主体必须由国家工作人员构成。朱锦顺不是国家工作人员，按照修订后
刑法的规定，其行为已经不能构成受贿罪。《
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虽然规定“公司董事、监事或者职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贿赂，数额较大的”构成商业受贿罪，但该决定是从1995年2月28日公布施行的，对发生于1993年的这种行为不能适用。朱锦顺收受刘以江贿赂的行为尚且不能构成犯罪，上诉人孙爱勤向其介绍贿赂，当然也不构成犯罪。一审认定孙爱勤是商业受贿罪的共犯，是定性错误。
周伟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上诉人孙爱勤向周伟介绍贿赂，其行为触犯了1979年
刑法第
一百八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构成介绍贿赂罪，应当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其在介绍贿赂过程中分得的5万元，是违法所得。
无论根据1979年
刑法第
七十六条的规定，还是根据修订后
刑法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犯罪，经过五年都不再追诉。1979年
刑法第
七十七条还规定：“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以后，逃避侦察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第七十八条规定：“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在追诉期限以内又犯罪的，前罪追诉的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上诉人孙爱勤于1994年6月犯介绍贿赂罪，至2001年6月21日被拘留。期间，孙爱勤没有被采取过任何强制措施，也没有重新犯罪。根据1979年
刑法，介绍贿赂罪的五年追诉期限已过，依法不能再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是其违法所得，应当依法追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