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证人刘以江的证言，主要内容是：孙爱勤以前和我哥哥刘以镇是邻居，我去我哥哥家打牌时认识孙爱勤，但那时没有交往。在开发健康路8号地皮的过程中，孙爱勤帮助我找到朱锦顺。健康路17号地皮是我跟军区文化站签订协议共同开发，由于在开发过程中情况发生变化，我前期投入的资金不产生效益，就又让孙爱勤帮助联系了丹徒房管局的局长周伟。我当时提出来这块地皮要有500万元资金才能合作，但周伟认为有300万元就可以运作了，我就同意周伟把300万元资金付到我账上，他们进场开发、建筑、销售，与部队的经济往来由我负责。我和房管局的合作很成功。为此，我叫孙爱勤、周伟和我一起去上海，在上海我给了他们10万元；第二次是我开车到孙家楼下，叫孙出来到我车里，我给了他8万元。这8万元孙爱勤是否分给周伟，我不知道。我给孙钱，一是因他帮助我找到了合作开发伙伴，我要向他表示感谢；二是我很想交孙爱勤这个朋友。
　　7、证人周伟的证言，主要内容是：1994年初，通过孙爱勤认识刘以江。孙爱勤介绍我们认识后，我就和刘以江谈合作开发健康路17号地皮的事，孙爱勤没有参加。有一次，刘让我和孙爱勤与他一起去上海。在酒店吃完饭我正准备洗澡，刘以江拿着一包报纸包的东西进入我和孙爱勤住的房间说：“这点钱你们拿去买东西。”我看纸包比较大，知道钱不少，就说：“买东西有个一两万就行了。”然后就去洗澡。我洗澡出来，孙爱勤从他的被子底下拿出5沓钱(每沓1万元)给我。我当时对孙说：“你反正是介绍人，没什么事。我在开发的这个房子上还要与刘以江打交道，万一他不按协议办，我们单位不好交代。我拿上2万元就行了。”孙说没事，他把5万元给了我。除这5万元以外，我和刘以江再没有其他经济来往。
　　8、被告人孙爱勤的供述，主要内容是：1994年刘以江从部队上搞到第二块地皮，又托我联系开发单位，说不会亏待我，我就帮助他联系了周伟。谈判过程中我参加过，刘以江要五五分成，周伟要四六分成。刘以江就托我给周伟说说，我给周伟说过后，协议是按五五分成签订的。此后有一天，刘以江叫我和周伟去上海。在宾馆，他当着周伟的面，把一只装有10万元的塑料袋交给我，并说你们两人分分。周伟当时还对他讲，不要这么客气。当晚，我就将其中5万元交给周伟。这件事过后3—4个月，刘以江又给我打电话，约我在我家楼下见面。在他的汽车上，他把一只装有8万元现金的塑料袋交给我。我连家都没有回，就直接到周伟家。当时他妻子在家。给周伟4万元时，没有当着周伟妻子的面。在和刘以江来往过程中，我没有违反原则帮刘以江的忙。只是在他开发过程中，我多次到过他的工地，帮助他解决一些拆迁钉子户的矛盾。
　　被告人孙爱勤辩称：我只是给刘以江联系过开发商，是私人帮忙性质。我没有利用过我职务上的便利，为刘以江在拆迁上出过力或者谋取过什么利益，况且我那时的职务只是开发办下属的拆迁办副主任，想帮忙也帮不上。再有，4万元我确实交给周伟。对指控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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