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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刘恺恺到案后供述：我在1993年从新祥厂调到三印厂过程中，曾经要唐志华帮忙。唐说，他已与印包公司总经理陆忠信谈过并且已定下来了，让我放心。事后，我顺利调入了三印厂。1997年初，我就对唐说起我厂的电机经常要修，以后唐就介绍韩东海来参与解决，我厂也开始经宝强公司转手用了韩的公司的产品。1997年2月在唐家，我说目前厂里机器销路蛮好。唐就提出让三印厂拿点钱出来。我说可以以工程服务的名义开点发票来，同张龙海讲好。后来唐就开了发票给我。上班后我对张龙海说：唐志华要钞票的发票开来了。过了几天，张龙海关照我把支票开好送去，我就开了支票送过去了。这个工程服务费同电机改造实际上是一点不搭界的，这是我个人想出来的，实际上是将这些钞票从厂里领出来给唐志华。从第一笔开始到结束共8次，总金额在23万元左右。其实我同张龙海一开始就知道，以技术服务费名目将企业资金划给唐的宝强公司，是一件错事，各自心里比较虚，担心今后被追究责任。
被告人唐志华到案后供述：1997年初，我得知三印厂电机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就联系韩东海去三印厂搞技术改造。以后有一次在我家，刘恺恺说厂里效益好了，我就提出弄点钞票给我用用。刘恺恺给我出主意，要拿钞票只有以工程服务费名义，你可以开发票过来，不过要经张龙海同意。刘这话提醒我，正好借介绍韩东海的名义向三印厂要钱。次日，我打电话给张龙海，说我介绍韩东海改造720电机，现在生意好了，以技术服务费名义开点钞票给我。张迟疑了一下答应的。我叫刘将发票带回去。之后，我还多次借技术服务等名义开票从三印厂拿了几笔钱。1999年下半年，张龙海得知公司领导出事，当时他很紧张，叫我就技术服务费一事补签一份协议。他的意思是没协议给我钱，恐怕要出事。但当时我正在忙印包公司领导的事，根本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我回答张没事，协议也没签。
4、证人陈廷春陈述：唐志华曾介绍韩东海为三印厂改进技术。有了这个事实，我们就有借口向三印厂要钱，而且确实要到不少。这事发生在1997年3月到1999年10月，是不定期的，反正三印厂效益好了，我们就去收一点钱，有时多有时少，最多的一次是5万元，大部分是2万至3万元，发票是刘恺恺叫我这样开的。目的是他们厂在财务上可以打进成本。我与唐志华的目的是要拿到钱，至于发票怎样开，我们无所谓。
（四）认定唐志华、邵先初、张勇采用加价转开发票的手段使精工厂多支出货款264.5万余元的证据有：
1、华盛公司、华光公司的供货发票，宝强公司开给精工厂的发票，经邵先初、张勇分别签字认可的收料单、付款凭单，唐志华、张勇签字的付款支票存根，审计报告和价格鉴定报告，证实唐志华、邵先初、张勇通过加价转开发票，使精工厂多支出货款合计264.5万余元。
2、精工厂的采购员吕诚吉陈述：我具体负责我厂电气方面的采购工作。约1994年至1995年间，邵先初让我今后不要再采购变频器，说机电局有人要卖。后来我就不采购变频器，由邵先初去购买。
原华盛公司财务主管张少湘陈述：我公司从1992年开始与精工厂有业务往来。由于程控器、变频器的规格、型号复杂，价格较高，所以都是邵先初来我公司采购。1995年底邵对我说，以后卖给精工厂的货，发票要开给宝强公司。从此，华盛公司给精工厂的销售发票就开给宝强公司了。宝强公司虽然插进来，但是向我公司要货的还是邵先初。我根据邵的要求将货直接送到精工厂仓库，由仓库签收，再将我公司开给宝强公司的发票用信封封好交给邵先初。邵会将宝强公司的付款支票交给我公司。
华光公司职员杨健陈述：1996年以前，我公司向精工厂直接供货。以后，张勇叫我去过唐志华家。唐明确要求我公司向精工厂的供货要由宝强公司转手卖给精工厂，货却直接由我公司送到精工厂，我答应了。价格是以我公司的进货价加3%利润卖给宝强公司，这样一直做到1999年底。经过三年的接触，我认为唐志华只是利用宝强公司的增值税发票走账而已。他根本不用出力，凭转开发票从中赚钱。
3、被告人张勇到案后供述：我和唐志华以前是同事。1995年时，我所在的厂要卖地皮，我为工作调动的事很着急，唐志华帮我找了紫光公司的经理。通过面试，我被聘到精工厂当副厂长，为此我很感激唐志华，邵先初通过我认识了唐志华。唐志华把货卖给精工厂，都是要求先付款再提货。有时他进货缺钱，精工厂也给他借过款。因为我们从唐志华处是高价进货，为了避免让采购员知道，所以由我亲自经办，这是邵先初安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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