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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基公司总经理汤凯陈述：我公司同三印厂在1996年初就建立了业务关系。发生了两、三笔业务后，吴幼令对我们说：今后的业务，要将发票开给宝强公司。以后，都是先由吴报来产品的型号、数量，我们送货到三印厂，发票交给吴幼令，由吴去向宝强公司收取支票再交给我。到现在，我们连宝强公司是什么性质的公司、老板是谁也不清楚。
倍加福公司职员屠健陈述：在唐志华之前，三印厂已同倍加福有业务往来。1996年底，我第一次见到唐志华。唐说他与印包公司的关系密切，以后由他订货、送货款来，但货物要由我们直接送给使用单位。我答应了。唐提出，印包行业凡是以前与我公司有业务往来的、包括以后要发生关系的客户，都要由宝强公司来代理，让我们给他代理权。
3、证人陈廷春陈述：三印厂的业务开始都是由唐志华谈的。华盛、富基、倍加福原来就是三印厂的供货单位，是吴幼令将这几家介绍给我的。一般都是由吴将需求通知供货单位，供货方直接将货送到三印厂，发票则由吴幼令送到我家。我转开发票给三印厂，再由三印厂付款，货款有时也通过吴转交给供货方。价格基本都是由我定的。
4、被告人张龙海到案后供述：1996年1月，我与刘学铭去唐志华家，唐说他认识印包行业的许多领导，当时他口气很大。同年夏天唐约我去，提出要我将三印厂的进货给他做。我同意了，但我与他说好，他只能赚我厂5%。我想，他认识公司很多领导，我将厂里的进货业务给他做，对我是有好处的。如果我今后有事，他总能通过上层领导帮帮我的忙。1996年底，唐志华三到印厂，我就将吴幼令叫来，要唐直接同吴谈。事后我关照吴，以后我厂的进货业务给唐做，让唐直接在中间赚5%。以后事实上是唐志华赚了我厂的钱。因为我考虑到唐同我的上级领导关系都很好，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所以不敢断绝与唐的业务，因此使国有资产损失不少。
被告人唐志华到案后供述：1995年底，刘学铭陪张龙海到我家，因当时三印厂厂长要调离，张龙海想当厂长主持工作。他俩知道我与印包公司的领导关系密切。我答应为张在公司总经理处说好话。1996年初，张龙海被任命为三印厂常务副厂长，全面主持工作。到了1996年下半年，三印厂生意好起来了，我去三印厂找张龙海，提出电器供货由我来做。因为以前张龙海托我时说过，他当了厂长后三印的业务好了，也让我赚点钱。所以我这次找他，他当场就答应了我的要求，并叫我找吴幼令联系，具体他会向吴布置好的。不管张龙海是否知道真相，他在当厂长这件事上是应该感激我的。他托了我，结果就当上了，这是事实。在与三印厂的生意上，我们仅仅是开票转账而已。由于后来加价多了，吴幼令不满意。我曾几次对吴说：“我赚你厂的钱又怎样？你们的厂长也是我搞定的，我让他做的。关于价格问题，你回去与张讲就是了。”果然，吴向张龙海汇报后，没有下文。
（三）认定唐志华、张龙海、刘恺恺虚列各种费用贪污三印厂公款24.55万元的证据有：
1、审计鉴定报告和有刘恺恺、张龙海经办或审批签字的付款暂支单，证实三印厂支付给宝强公司的各类服务费金额合计24.55万元；三印厂财务科工作人员任雪峰、韩毓妹的证言，也证实上述款项均已如数支付给宝强公司。
2、华光公司职员韩东海陈述：他参与三印厂的技术改造，从未与三印厂交涉过，也不知道三印厂为此还以技术服务费的名目给宝强公司支付过24.55万元。
三印厂职工王德钧陈述：三印厂进行技术改造，韩东海来参与帮助。因为以后要使用华光公司的产品，韩有责任帮助三印厂改进这些产品的质量，故不可能再向韩东海支付技术服务费。
3、被告人张龙海到案后供述：1997年初，唐志华介绍韩东海来我厂共同研究解决全自动筛网印刷机质量，以后我们就使用华光供应的配件。1997年4月，刘恺恺说唐志华要向我厂收取咨询费。当时刘就取出宝强公司开出的收我厂技术咨询费的发票让我签字，我就签了。第一次是2万元。我总厂共支付过7-8次技术咨询费，是刘恺恺拿来发票我签字的，总数有20万余元。每次都是唐志华事先开好发票，数额也是由他随意定的，并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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