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４年６月间，被告人高玉林在北京市大兴县印刷厂为本单位印制资料时，增加印刷费人民币３万元。高玉林用其中的１．３万元购买日产索尼牌音响一套，据为己有。
１９９３年１月，被告人高玉林指使被告人樊本奎、张泽田从各区县教育局招生办公室上交的“支教费”中提取人民币１０６２０元，为个人购买高档沙发一套。
１９９４年６月至１９９６年１月间，被告人张洪斌、张泽田在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从事中专录取工作中，以办公经费不足和要改善办公室条件等为由，向中建六局一公司子弟学校、天津市财经学校、天津市教育局中学教育处等七单位收取“支教费”人民币３１．４５万元不入帐，然后分赃。其中，张洪斌分得１５．４５万元，张泽田分得１６万元。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至１９９５年间，被告人张洪斌、张泽田分别应各中专招生学校的请求，在为这些学校解决生源、招生计划和子女上学等问题时，收受１８个中专学校及个人所送的“好处费”总计人民币６．８万元。其中，张洪斌收受２９７５０元，张泽田收受３８２５０元。
综上，被告人高玉林侵吞公款共计人民币７３９４３５．３６元，案发后已追缴赃款、赃物总计３０余万元；被告人张洪斌侵吞公款计５２３４５３元，收受贿赂２９７５０元，案发后追缴赃款４５．８万余元；被告人张泽田侵吞公款计４３８７５０元，收受贿赂３８２５０元，案发后已追缴赃款３０．０８万元；被告人李树青侵吞公款计１３９２０３元，已全部追缴在案；被告人樊本奎侵吞公款计５万元，已全部追缴在案。
上述事实有证人证言、书证、物证、文字检验鉴定书等证据证明属实，各被告人的口供与其他证据基本吻合，且能相互印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被告人高玉林辩称其仅分到人民币４０余万元，并非７０余万元，且分得的款项不是公款；被告人张洪斌承认他手中的钱是公款，但认为这些钱只是由其个人保管的“小金库”帐外款。二被告人的辩护人认为，高玉林、张洪斌只是将通过“乱收费”以及通过出售高考汇编资料等得到的成本以外“剩余”款私分，并未侵吞公共财物；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高玉林在１９９４年分到过１８万元。被告人张泽田、李树青、樊本奎均承认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三被告人的辩护人辩称，三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均系从犯，请予从轻处罚。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高玉林、张洪斌、张泽田、李树青、樊本奎利用职权，巧立名目以“支教费”的名义收取的款项，其所有权应当属于国家。高玉林、张洪斌、张泽田、李树青、樊本奎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公款，数额特别巨大，触犯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均已构成贪污罪，应当依照该补充规定第二条（１）的规定处罚。检察机关指控高玉林、张洪斌的犯罪事实，均经庭审质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二被告人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高玉林首先提出犯意并指使分赃，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二十三条的规定，是本案主犯，应当对共同贪污犯罪的全部犯罪数额承担刑事责任，且其本人侵吞公款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极坏，应当从重惩罚。张洪斌、张泽田、李树青、樊本奎是在高玉林的指使下贪污公款，依照
刑法第
二十四条的规定，都是从犯，应当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情节，比照主犯从轻处罚。其中樊本奎能揭发检举其他被告人的犯罪并已被查证属实，有立功表现，依照
刑法第
六十三条、第
五十九条和第
六十七条的规定，可以减轻处罚。张洪斌、张泽田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贿赂，已经触犯《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四条的规定，构成受贿罪，应当依照该补充规定第五条、第二条的规定处罚。张洪斌、张泽田一人犯两罪，应当依照
刑法第
六十四条的规定，实行数罪并罚。依照《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对本案追缴各被告人贪污的公共财物，应当退回原单位。据此，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１９９７年４月１７日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