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１１日，承运船“科达·玛珠”轮抵湛江港。湛江船代为承运人委托的船务代理。１０月１８日“科达·玛珠”轮卸货完毕，５，０２３包苏丹原棉存放于港区仓库。深圳公司向湛江海关申报进口苏丹原棉。１０月２０日，深圳公司向湛江船代办理提货手续，因无正本提单，湛纺公司向湛江船代出具保证函，保证承担深圳公司凭副本提单提货可能产生的责任。湛江船代同意放行货物。１０月２３日，湛纺公司向湛江湛务局办理提货手续，将货物从海关监管的港口仓库转运至湛江湛务局货运公司仓库。经深圳公司同意，湛纺公司于１１月１０日和２２日共提取３９包原棉以供试纺。１９９０年１月，湛纺公司根据深圳公司指示，将３，０３１包原棉运往三水县纺织印染厂，１，０１１包运往深圳蛇口，余下９４２包由深圳公司自行处理。
深圳公司拒付信用证项下货款后，原告与深圳公司通过传真方式，就货物质量及货款支付问题进行协商。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２５日，原告在给深圳公司的传真文件中称：“贵司已前往提货……请通知银行电汇货款”。深圳公司则以货物质量不符合同要求为由，要求原告赔偿损失。１９９０年１月３日，原告职员于敦在深圳公司职员周钢亮、罗邕生、许朝阳，湛纺公司职员陈瑞敬的陪同下，前往湛江湛务局货运公司仓库了解货物质量及推存、保管情况，发现已有３９包原棉被提离该仓库。６月１１日，深圳公司起草一份付款协议书并通知原告“现经双方协商，甲方（指深圳公司）先付６０万美元货款，余款按甲方损失情况，双方协商解决。”原告答复：“现经双方协商，甲方（指深圳公司）同意先付６０万美元货款，余款近期另付。”原告与深圳公司就先付６０万美元货款及其付款方式协商一致。６月２２日，原告收到深圳公司电汇支付的６０万美元货款。
１９９１年５月，原告向湛江船代查询货物存放情况，湛江船代答复，ＺＨ－ＡＮ／１号提单项下货物已被提走。
广州海事法院认为：本案的事实涉及互相关联的两个法律关系：一是原告与被告湛江船代、湛江纺织和深圳公司之间的海上货物运输无正本提单放货、提货损害赔偿法律关系；二是原告与被告深圳公司之间的国际贸易合同法律关系。从本案事实发生发展的逻辑关系分析，在货物运抵湛江港的当时，原告合法持有提单，是提单项下货物的所有人。湛江船代作为承运人的代理人没有收回正本提单，而凭保函交付货物，违反了国际航运惯例；深圳公司在未取得正本提单的情况下，提取并实际控制货物，亦违反了国际航运惯例；湛江纺织为深圳公司无单提货，向湛江船代出具保函，同样是违反了国际航运惯例，三被告的行为互相作用，构成了共同侵权，侵害了本案提单在当时作为物权的法律地位。然而，原告作为提单合法持有人，在对货物享有绝对所有权的情况下，并未通过提单关系，就深圳公司未付货款而提取货物的行为，向湛江船代、湛江纺织和深圳公司主张提单权利，而只是以国际贸易合同的卖方身份，与国际贸易合同的买方深圳公司就货物质量及支付货款进行交涉，将货款支付方式由跟单信用证方式改变为银行电汇，并以此方式接受了深圳公司支付的６０万美元的货款。这一事实表明，原告在事后认同了被告湛江船代、湛江纺织无单放货的侵权行为，以及货物向深圳公司交付的事实，同时亦确认了深圳公司作为国际贸易合同的买方，提取货物的合法性。这时，本案提单项下的货物的所有权即已转移给深圳公司。原告的行为，应视其自愿与深圳公司继续履行国际贸易合同，放弃依提单对货物主张所有权的权利。特别重要的是，原告与深圳公司协商改变货款支付方式，标志着提单不再具有物权凭证的效力，原告持有的提单只是运输合同的证明和交付货物的效力，原告持有的提单只是运输合同的证明和交付货物的凭证。故原告依据不再具有物权效力的提单，向湛江船代、湛江纺织和深圳公司索赔货款及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与深圳公司间的货款纠纷应另案解决。据此，广州海事法院于１９９３年９月２９日，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
七十二条第二款关于“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的规定，作出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