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议签订后，总工会按约定于１９９１年７月２１、２２日分别付给防疫站１５０万元、１００万元；１９９２年５月２６日又付１００万元；１９９３年１月８日应防疫站的请求，提前给付２０万元，总共付给转让费３７０万元。按协议的约定，防疫站向总工会移交了房屋档案材料，总工会于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２６日向长沙市房屋产权监理处申请办理房屋产权证。在协议履行期间，防疫站于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５日经长沙市政府批准，在长沙市火星开发区征地１２．９亩作为新站址，并于１９９２年４月开始动工建设。同年１０月至１９９３年２月，防疫站以建筑材料价格上涨、建筑承包合同变更、资金严重缺短、工程难以继续、不能按期搬迁交房为由，先后６次致函总工会，要求增加转让费。总工会口头通知防疫站要严格执行协议，不同意增加转让费。防疫站未按约定在１９９３年２月底向总工会交付３栋住宅楼，总工会遂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判令防疫站全面履行合同，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在诉讼中，根据总工会的申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对防疫站新站址房地产进行财产保全，即未经法院许可，防疫站不得擅自转让新站址的房地产。在一审庭审中，总工会以防疫站违约使合同继续履行成为不必要为由，要求终止合同，防疫站亦表示同意。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经过平等协商，并经各自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又在长沙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办理了房地产划拨转让手续，因此所签订《房地产有偿划拨转让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防疫站主张的未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即总工会未领取房屋产权证，协议尚未生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协议约定的逾期付款一日，按３％交纳赔偿金的违约条款，参照有关合同违约责任的法律规定，显属过高。因此，原审法院撤销了协议中的这一条款，确认其余部分继续有效，是正确的。协议订立后，总工会按约定向防疫站交付了转让费。防疫站不能以建筑材料涨价，建筑承包合同变更，资金严重短缺为借口，不按期向总工会交付３栋住宅楼。防疫站违反协议，给总工会造成了经济损失，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
一百零六条的规定，以及双方当事人的约定，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还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对本案的处理有不当之处。第一、总工会的经济损失应是双方协议转让的房地产原协议的价格与现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价。此差价已经包括了总工会付给防疫站３７０万元转让费的利息损失，原审法院判决防疫站赔偿总工会经济损失的同时，又判决支付转让费的利息，是不妥的。另外，原审法院判决认定总工会的经济损失（即原协议价格与现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价）为２７５万元，与现行房地产市场价格比较，此差价偏低，应予适当提高。第二、法院判决应当是依法对双方当事人讼争的实体问题，以及诉讼费用作出处理。总工会要求防疫站以转让其新址房地产的价款抵偿应付的款项，总工会的这一请求，只有在防疫站确实不能履行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法院决定强制执行时才可考虑予以实施。原审法院将可能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写入判决书内，也是不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