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广大妇女为推动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82—1990年，在金融、文教、广播电视、卫生、体育、社会福利、商饮供储、机关团体等行业中女职工人数增长速度分别超过男性21至78个百分点。1993年，全国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中，女性的比例达36.8%。女职工还积极参与企业的管理，为促进企业的发展献计献策。据调查，仅陕西、江苏等十省的女职工近三年内就提出合理化建议387万条，创经济效益21亿元。
与此同时，一大批女厂长、女经理在经济改革与开放的浪潮中脱颖而出。她们积极参与竞争，勇于迎接挑战，在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1992年，辽宁省28个改革试点企业中有97名女职工通过激烈的竞争由一般职工成为企业的管理者和领导者。1988年和1992年共有107名女厂长、女经理当选全国优秀女企业家。
建国四十多年来，中国妇女自尊、自信、自立、自强，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她们在经济建设中的历史功绩和伟大作用赢得了社会的称颂1949—1988年，全国有2485.8万人获先进生产(工作)者称。1978—1992年，有572名杰出的女性获全国劳动模范光荣称号，有20152名优秀女性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光荣称号。1988——1993年，有936名女性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四、广泛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
在中国，妇女全面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为中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妇女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占有重要的位置。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共有女代表147人，占代表总数的12%；到1993年召开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女代表已增至626人，占代表总数的21.0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一届全国人大有4名女常委，占常委总数的5%，到八届全国人大时已有19名女常委，占常委总数的12.3%。1954年到1993年，先后有宋庆龄、何香凝、蔡畅、陈慕华等8位妇女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人大女代表在立法以及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们尤其关注教育卫生、生态环境、妇女儿童和残疾人权益的保护、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等问题，积极提出立法和政策建议，努力促进这些方面的进步与发展。《
妇女权益保障法》等一些法律的制定就是在女代表的提议和参与下实现的。
中国妇女积极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活动。1993年召开的第八届全国政协会议的委员中，有女委员283人、女常委29人，分别占委员和常委总数的13.52%和9.2%。参加政协的女委员都是社会各界的优秀人士，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她们从不同角度对国家大事和政府工作提出意见，进行协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邓颖超、康克清、钱正英等7位女性曾分别担任过全国政协主席、副主席。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中，目前已有女党员700多万人，占党员总数的14%。许多优秀妇女担任了党内各级领导职务。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中有24名女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各部正副部长有6位女性。在中国的八个民主党派中，有近11万名女党员，有的党派女党员占41%。八个民主党派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女性有203人，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雷洁琼女士，即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席。
参加政府工作是中国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重要途径。建国以来，曾有一位女性担任过国家副主席、名誉主席，有两位女性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两位女性担任过国务委员。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但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且为妇女参政进一步创造了条件。1993年，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妇女已占32.44%。1994年国务院各部委有女正副部长16名，全国有女省长、副省长18名。在全国517个城市中，有300多名女性当选为正副市长。
中国妇女是加强法制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在司法机构中有一大批女法官、女检察官、女律师。1992年，全国有女法官21012名，女律师4512名。
广大妇女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政府工作，积极参政议政。自1953年第一次基层人民代表选举开始，历次换届中妇女参选比例都在90%以上，1984年以来则高达95%。妇女除经常通过各种群众组织反映意愿和要求外，还用信访方式就政府工作和社会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并通过新闻媒介表达对各种问题的看法。
各级妇女联合会代表各族各界妇女对国家社会事务进行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这是中国妇女参与政治的重要途径之一。在中国，妇联组织能够代表妇女参与人大和政府制定涉及妇女切身利益的法律、法规工作，并监督法律法规的实施。妇联组织可以建议政府有关部门下发关于解决妇女问题的政策性文件，也可以向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推荐女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