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强调要严格执行案外人异议之诉的管辖问题。
民事诉讼法修改后，赋予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主张实体权利时可提起异议之诉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十八条明确规定，案外人异议之诉由执行法院管辖。但是，在执行实践中，屡屡出现被执行人与案外人恶意串通，在执行法院之外的其他法院就执行标的提起确权诉讼，且多是通过调解结案，达到通过生效裁判文书将执行标的确权给案外人、损害申请执行人利益的目的。
《意见》从人民法院查封标的物入手，重申了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同时明确了其他法院已经受理尚未作出裁判的，应当中止审理或撤销案件，并告知案外人向执行法院起诉。一方面力争在案外人权益和申请执行人权益的保护之间达到平衡，另一方面也能引导债权人积极申请财产保全，有效防止恶意诉讼规避执行的行为。
二是加强对破产案件的监督。由于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强制破产制度，故
《意见》从现行法律规定出发，对于被执行人通过虚假破产逃避执行的，执行法院或申请执行人均可以向受理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执行人还可以向其上级法院提出申诉，有关法院应当依法进行监督。
三是明确对恶意诉讼取得的生效裁判应当再审。通过恶意诉讼规避执行的情形一般有两种，一是被执行人与案外人恶意串通，将执行标的确权或分割给案外人；二是被执行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虚构事实，取得生效裁判文书后由第三人申请参与分配，导致申请执行人的合法债权被稀释、缩水或者根本无法执行。对此，
《意见》明确规定，执行法院可以向作出该裁判文书的人民法院或其上级法院提出书面建议，有关法院应当依法决定再审。
问：如何加强对规避执行行为的处罚力度？
答：规避执行现象的存在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法律责任追究的力度不够也是原因之一。现行法律和有关立法、司法解释既规定了民事制裁措施，又规定了刑事处罚措施。如
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一十七条，规定了对拒绝报告或虚假报告的被执行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可以罚款、拘留；《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刑法第
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规定，对于被执行人、担保人、协助执行人或者其他人存在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可供执行财产、拒不协助执行或者抗拒执行等情形的，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执行实践中，有的法院认为民事处罚手段的力度不够、效果不好而不愿适用；同时，某些规避执行的手段较为隐蔽，证据难以收集，且追究程序复杂，导致刑事处罚措施的适用难度较大，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威慑作用。对此，
《意见》首先强调要加大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其次明确了对构成犯罪的规避执行行为要加大刑事制裁力度，最后强调了人民法院与公安、检察机关的沟通和协调，要探索建立快捷、便利、高效的协作配合机制，细化拒执罪和妨害公务罪的适用条件。同时，人民法院还要注意加强证据的收集，为公安和检察机关查处做好前期的证据收集工作。对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拒不执行和妨害公务案件，人民法院要抓紧审理，快速结案，加大判后宣传力度，充分发挥刑罚手段对规避执行行为的制裁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