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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最近一个时期，有些人却有着不同的看法和估计。
有人认为，我国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在1956年全面冒进了，在1957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显，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我国1956年的计划，是在改造和建设的高潮中拟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大大鼓舞了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他们纷纷要求增加生产，提高工作定额。1955年农业的大丰收，又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准备了物质条件。同时，基本建设发展到了五年计划的第四个年度，也确实有扩大规模的必要。这些情况，都说明我们不但需要而且有可能加快建设的速度。1956年的计划就是适应这种情况，采取了跃进的步骤，而且在各方面取得了如前所说的巨大成就。不错，某些指标是大了一些。但是，这是属于局部性质的缺点。即使以基本建设投资多了十五亿元到二十亿元来说，也只占去年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仍然是局部性质的缺点。因此，决不能说1956年的建设是全面冒进。1957年，由于去年农业收成的情况不好，同时国家的财政和物资的后备力量也有减少，在这种情况下，适当地放慢建设的步骤，积蓄力量，准备今后更好地前进，是完全必要的，这决不是全面冒退。我们应该懂得，任何事情都不会是直线发展的。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发展速度总会有快有慢，并且常常会出现不平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也是这样。尤其是象我们这样人多且穷的国家，由于农业的比重很大，自然灾害时常发生，要求国民经济年年都毫无起伏地按照同样的速度向前发展，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有人认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搞坏了，这是完全错误的。无论从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基本建设、文化教育或者财政收支那一方面来看，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都是成功的，是搞好了而不是搞坏了。以1957年的计划数字同1952年的实际数字作比较，我国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一点二倍，即增加三百三十三亿元。以钢的产量来说，第一个五年合计将达到一千六百三十万吨，而旧中国包括日本侵略时候的东北在内，从1900年到1948年，四十九年合计的钢产量不过七百六十万吨。当然，拿目前我国钢的产量同工业发达的国家的产量来比还是很低的。因此，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方针，今后仍然应该继续坚持。我国1957年的农业计划如果完成，农业总产值比1952年将增长百分之二十六，即增加一百二十七亿六千万元。以粮食和棉花来说，1952年到1956年五年间的实际产量合计，粮食为一万六千五百八十亿斤，棉花为一亿三千万担，而旧中国从1932年到1936年五年间是我国解放前农业收成比较好的年份，粮食产量合计只一万三千亿斤，棉花产量合计只六千零五十万担。不要忘记，在1952年到1956年这个期间，还有两个大的灾荒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内，我们开工建设的有八百多个限额以上的工业企业，许多水利工程和铁路工程以及长江大桥工程等等，规模都比较大，技术都比较新，其中由苏联帮助设计和供应设备的一百五十六项建设工程，在技术上都是头等的。这些建设工程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不仅在第一个五年内已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在今后将要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建设工程，多数都是旧中国时代所不能想象的。第一个五年期间铁路共新建八千五百公里，而国民党政府在二十二年的统治期间只修建了二千六百多公里。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在这期间也有了巨大的发展，例如高等学校的毕业生，第一个五年合计为二十八万人，这就为新中国培养出大批的建设人材，而旧中国从1912年到1947年，三十六年合计不过二十一万多人。拿财政的情况来说，第一个五年合计的财政收支各为一千三百六十九亿一千四百万元，收支是平衡的。其中国外借款收入三十一亿元，只占国家预算收入的百分之二点三。这充分地说明了我国基本上是依靠内部的积累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的。五年的财政支出，用于国家建设事业的约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经济建设事业和社会文教事业的支出的比重是逐年增加的，行政和国防支出的比重是逐年降低的。这就充分地证明了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和平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计划。我国在进行大规模建设的同时，由于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有了相应的改善，这一点，我将在报告的下一部分加以说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伟大成就，是无可否认的。那种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搞坏了的人，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抱着敌对的态度，故意抹煞全国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这样的人，他们最不高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向往资本主义经济。但是，他们的困难是，全国广大人民并不站在资本主义那一边，而是坚决地站在社会主义这一边。
有人认为统购统销糟透了，这是直接地攻击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在中国是为六万万人的生活着想的，这同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只顾少数人发财享受不顾多数人死活，是根本不相同的。我国人口众多，经济还很落后，生产消费品的供应因而不能很充足；我国的农业，有时丰收，有时歉收，并且往往这里丰收，那里歉收，为了照顾这种不平衡情况，必须在丰收的年份和地区照顾到歉收的年份和地区，并且还必须准备应付特别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其他意外；我国的工业和运输业的建设正在大规模地进行，城市人口也在不断增加；这种种情况，说明了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如果不对粮食和其他主要生活消费品实行统购统销，进行合理的分配，那么，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就无法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就无法顺利进行。因此，对于粮食和其他主要生活消费品的统购统销，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在分配方面的一项重要政策。四年来实践证明，这个政策保证了城乡人民都能够得到他们所最必需的价格合理的生活消费品，免受私商的剥削，即使在发生灾荒的年份和灾害严重的地区也是如此。这个政策支援了工业建设，保证了市场的稳定，从而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怎么能够认为统购统销糟透了呢？抱有这种观点的人，不是贪图少数人的自由享受，便是迷恋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想达到个人发财的目的。我们批判这种错误观点，并不是否认在统购统销方面存在着某些缺点。例如对粮食的统购统销工作，一度曾经因为供应过宽，不得不增加收购，在某些地区就发生购粮过多、留粮过少的现象。又如，对棉布的统销工作，去年棉布增产较多，供应宽了一些，今年棉布减产，不得不减少供应。这都是由于政府在工作中瞻前顾后和统筹安排不够所产生的缺点。对于各种缺点，政府将继续注意检查和改正。
有人反对学习苏联经验，甚至认为我国在建设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也是学习苏联的结果。这是一种极端有害的看法。我们认为，向苏联学习是完全必要的，问题在于我们自己如何学习。如果学习得不好，责任完全在于我们。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有着丰富的先进经验，我们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不向苏联学习，难道向美国学习建设资本主义的经验么？事实上，正是因为我们认真地学习了苏联的先进经验，才使我们的建设工作少走了许多弯路，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当然，我们不应该硬搬别国的经验，即使是他们成功的经验，也必须有所选择，并且在运用的时候，还必须同本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我们正在做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业，当我们还没有经过实践的时候，对别国的经验要选择恰当并不容易，要做到同本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就更不容易。提高选择能力和学会正确运用，不但要有一定的时间，而且可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如果学习得好，可以缩短时间，也可以少付代价。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努力，批判和克服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同时，我们又必须批判那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的先进经验都当作教条而加以否定的修正主义观点。而在目前，正当右派分子用修正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反对修正主义就有更重要的意义。应该肯定，在今后我们还要认真地向苏联学习，向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当然，其他国家一切对人民有益的知识和经验，只要有可能，我们也都要加以学习。
下面我想对于教育改革和向科学进军两个问题讲一些意见。
关于教育改革问题。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且是为这种政治和经济服务的。旧中国的教育，主要是推行奴化教育、封建教育和资产阶级教育，是为帝国主义和国内少数统治阶级服务的。新中国的教育与旧中国的教育根本不同，必须反映社会主义的新政治、新经济，必须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必须适应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对接收过来的旧教育作根本性质的改革。几年来，我们作了这样的改革，并且有了很大的成绩。这是必须肯定的。今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我们还应该继续进行某些必要的改革。过去，教育部门在实行教育改革的时候，也发生过若干偏差，主要是否定了旧教育的某些合理的部分，对解放区革命教育的经验没有做出系统的总结，加以继承，并且在学习苏联经验的时候同我国实际情况结合不够。这些缺点今后应该改正。但是，如果有人因为教育改革中有这些缺点，就否定教育改革的成绩是基本的，甚至根本否认教育改革的必要性，企图使今天的教育走回到旧中国教育的老路上去，那是完全错误的。
在教育改革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的问题。旧中国的高等学校，由于要适应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统治的需要，畸形地集中在沿海大城市，而且大多数院系庞杂重复，培养目标笼统模糊。各科中工科所占的比重很小，教学内容绝大部分是袭用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套。旧教育的这种情况根本不能适应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同时，在解放后头几年的国际形势和内地新工业基地的建设，又要求有一部分学校实行内迁。在这种情况下，教育部门和各个高等学校几年来进行了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的巨大工作，使我国高等教育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大体上能够适应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材的需要。但是，教育部门在进行调整和改革的过程中是有缺点的，例如，对某些学校安排不当，对老教师的意见和经验重视不够等等。我们应该很好地总结这些经验，肯定成绩，克服缺点。今后应该力求保持高等学校的稳定，以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并且要更好地结合我国的实际，稳步地改进现有的专业设置、教学计划和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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