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在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各位代表：
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闭幕以来，已经整整一年了。这是伟大的转变的一年。在这期间，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基本胜利，使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社会主义建设也获得了巨大成绩，使我们有可能在今年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取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发展更加有了保证。这一年，就是以这些伟大光辉的成就载入我国史册的一年。
关于一年来的政府工作，国务院决定由我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作报告。我的报告，是依据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所提出的方针，来检查一年来政府的工作，并且解答各方面对政府工作提出的意见。这个报告分为五个部分：（1）关于社会主义革命；（2）关于社会主义建设；（3）关于人民生活；（4）关于国家基本制度；（5）关于国内外团结。
一、关于社会主义革命
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亿二千万农户和五百多万个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已经变为集体经济。七万户的私营工业企业已经变为公私合营企业，将近二百万户的私营大中小商店，已经变为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合作小组或者直接变为国营商店。这是把几千年来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由于各种条件的成熟，由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由于全国人民的努力，在这样一个大革命的过程里，社会财产没有遭到损坏，社会秩序没有发生混乱，社会生产没有下降。恰恰相反，我们在这个大革命取得基本胜利的第一年，就在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1956年的自然灾荒，不仅是我国解放以来最大的一次灾荒，也是几十年以来我国最大的一次灾荒，被灾田地约二亿三千万亩，受灾人口约七千万人。在全国实行农业合作化的第一年，我国农业就经历了这样严重灾情的考验。在党和政府的积极领导和支持下，全国农民发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实现了增产的要求。1956年，全国农业总产值约为五百八十三亿元，比1955年增加了二十七亿四千万元，接近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指标；粮食（不包括大豆）的产量为三千六百五十亿斤，比1955年增加了一百五十四亿斤，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指标。在合作化的高潮中，由于大家忙于组织合作社和积肥造肥以及兴修水利等基本建设，并且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增产粮食方面，因而使某些地方一部分农村副业的发展一度受到影响。1956年，棉花和油菜子受灾最重，产量比1955年减少了。但是，在实现合作化的第一年，全国除了灾情严重的地区以外，就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农户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收入，减少收入的农户只占百分之十左右。对于灾区，政府去年用于防汛、抢险、堵口、复堤、救济等项的支出和发放生产救灾贷款的款项共达八亿六千万元，从去年七月到现在，向灾区调运的粮食，增加了七十亿斤，而农业合作社的集体救灾和生产互助，更起了大的作用。
1956年，由于城市和乡村的基本建设和生产同时增长，生产资料的需要骤然增大，因而使各种器材，特别是建筑材料和五金材料的供应出现了紧张情况。可是，尽管如此，1956年手工业和公私合营企业的生产和营业，也都得到了发展。这一年，手工业总产值达到一百一十七亿元，较1955年增长了百分之十六；公私合营企业的工业总产值达到了一百九十一亿元，较1955年这些企业的总产值增加了约百分之三十二。1956年，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的零售总额达一百一十亿元，较1955年这些企业的零售总额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以上。在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政府已经完成了给私方定股定息的工作，对私方人员也作了大体安排。
人们知道，当小生产一旦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以后，资本主义就失去了它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可以这样设想，在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的高潮中，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大发展中，如果政府对私营工商业不采取一视同仁、合理安排和进行改造的方针，或者私营工商业者不参加公私合营而拒绝改造的话，那么，二百多万户私营工商业的生产和营业不仅不能得到发展，并且必然会处于被削弱以至被淘汰的地位，而私营企业的职工和一部分从业人员就会遇到失业和转业的困难。这不仅对国家和人民不利，对工商业者更加不利。党和政府从开国以来，就把私营工商业放在国家的统筹安排之内，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而私营工商业者就在1956年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形势下，接受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办法，从而使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完成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能够同时基本上完成，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我国的历史发展所准备好了的。1949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后，我国革命就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接着，我们先后进行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肃清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的五大运动。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封建基础。抗美援朝击退了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挑战，破除了我国一部分人的特别是许多知识分子的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肃清反革命运动相当彻底地打击了各种反革命分子，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三反五反，击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创造了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利条件。思想改造运动，批判了许多反动思想，初步解决了大多数知识分
子为谁服务的问题。
显而易见，如果没有这些运动的胜利，便不可能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的短短时间内，就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这些运动都是在党的领导下以群众性的斗争形式进行的，因为不采取这种形式，便不可能把广大人民群众动员起来取得运动的胜利，同时也不能使群众在运动中得到锻炼，提高觉悟，为三大改造铺平道路。由此可知，对于五大运动无论就其成绩来说，也无论就其进行的形式来说，都是不应该怀疑的。五大运动的胜利保证了三大改造能够顺利地进行。三大改造本身也是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的。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经过了从互助组到低级合作社再到高级合作社的发展过程。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经过了从供销小组、分散生产联合经营等低级形式到手工业合作社的高级形式、从小规模的手工业合作社到规模较大的手工业合作社的发展过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经过了从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到部分的公私合营再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的发展过程。同时，三大改造又是相互联系配合起来进行的。了解了上述五大运动和三大改造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相互关系，就可以了解在涉及六万万人民生活的历史大变革后的第一年，工农业生产不仅能够正常进行而且能够获得很大发展的根本原因。
在上述巨大的群众性运动中，在具体工作上是发生过一些偏差和错误的。政府对于这些偏差和错误，有的已经作了检查和处理，有的正在检查。我们欢迎全国人民继续提出批评和建议。当然，我们在检查偏差和错误的时候，要分析主观的和客观的原因，要分析在当时那些偏差和错误是可以避免的，那些是不能完全避免甚至是无法避免的。这样，我们才能判明这些偏差和错误的性质、程度和范围。对于那些在当时条件下确实可以避免的偏差和错误，我们必须引以为戒，坚决纠正；对于在运动中受到不应有的损害的人，我们应该公开向他们道歉；在运动中没有处理完毕的问题，现在应该由有关机关迅速予以处理。
但是，历次运动中发生的偏差和错误，是掩盖不了当时产生这些运动的客观需要和历次运动的基本成绩的。以思想改造运动来说，由于这个运动也是以群众运动的形式进行的，某些问题的处理是比较粗糙的，因而损伤了一些从旧社会来的、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自尊心。但是，通过思想改造运动，确实帮助了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基本上渡过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在这次整风运动中，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就是证明。再以肃清反革命运动来说，在政府历年来处理的反革命分子中，计有以下四类：（一）因积恶累累民愤极大而判处死刑的占百分之十六点八，其中绝大多数是从解放后到1952年判处的，这在当时是绝对必要的；（二）实行劳动改造的占百分之四十二点三，其中已经刑满释放或者安置生产的占百分之二十五点六，现在在押实行劳动改造的占百分之十六点七；（三）实行
管制的占百分之三十二，其中已经解除了管制的占百分之二十二点九，现在仍管制的占百分之九点一；（四）逮捕后宽大处理、教育释放的占百分之八点九。由此可知，在这些反革命分子中，有百分之五十七点四是经过劳动改造或者宽大处理而得到释放和撤消了管制的，他们已经获得了重新做人的机会，其余仍在劳动改造或者管制中的，只要他们认罪守法，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也将会得到重新做人的机会。根据政府的初步检查，对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处理，有偏差的是极少数，而绝大多数是完全正确的。有人认为肃反的偏差竟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毛泽东主席已经提出还要对这一运动进行一次检查，我们相信，检查的结果会继续证明这一点。
过去进行的五大运动，或者是民主革命的彻底完成，或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因此，决不能拿革命运动中个别的乃至部分的错误来动摇革命运动的成果。即使在个别单位甚至个别地区发生的错误比较严重，也依然不能否定这些运动的成果。党和政府每当提倡一种运动的时候，都是根据客观的迫切需要，经过慎重研究和典型试验才提出的，而每次运动又动员了广大群众参加并且得到他们的拥护。这样就保证了运动的成绩是基本的，偏差和错误是个别的。有人认为，如果我们说这些运动的成绩是基本的，偏差和错误是个别的，这就是“教条主义”，这就是“公式”和“新八股”。实际上，这些人提出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公式”和“新八股”等等口号，就是为了夸大错误、抹煞成绩，引导一些立场不稳或者不明是非的人把这些个别性质或者部分性质的偏差和错误，看成是这些运动的根本性质或者全面性质的错误，以达到他们动摇革命运动成果、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