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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生效后，被诉人于１９８８年９月１２日即交货期前５个月将２２种花型样本发送给申诉人，这正是为了让申诉人履行在交货前进行花型选定这一申诉人的先决履行义务。但申诉人在货物装运前始终未选定花型，致使被诉人在装船时无法按合同规定将设备和提花纹板同时装运。被诉人在接到申诉人要求派遣技术人员的通知后，于１９８９年４月２６日与申诉人直接联系，说明在申诉人未选定提花卡片的前提下，被诉人技术人员无法前往用户工厂进行安装调试。后经双方协商定于同年５月２２日派出技术人员。申诉人对此是理解的。此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天安门事件”，被诉人无法在５月２２日派出技术人员，但是，被诉人为履行其义务，在７月１０日，中国政府尚未解除戒严令的情况下，就派出了技术人员。中国当时的局势，是被诉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料的，被诉人为履行合同所采取的行动，是当时客观形势下最妥善的。申诉人在未履行其选定花型义务的情况下，指责由于被诉人的责任才延误了设备的安装调试是没有依据，也是没有道理的。
三．关于设备安装调试时间超期问题
申诉人认为：根据合同附件二，被诉人应派出一名技术人员在３０－－４０天内完成一台整经机和三台经编机的安装调试。实际上被诉人派出了２名技术人员从７月１２日起至９月２６日止，共用了７８天，超过合同规定３８天。
申诉人在安装开始前已作好相应准备，提供适合设备安装的场地和其他相应的条件。申诉在被诉人应按合同规定提供但实际未提供平面布置图的情况下，按单机基础图进行了平面布置，并于安装前准备好了基础。因缺少平面布置图，申诉人未能准确确定提升绞车位置。此项工作在被诉人技术人员到达并确定了经编机的位置后才进行。设备就位后，申诉人应被诉人加宽机器与墙壁距离的要求，拆除了一段墙壁并及时清扫了由此而产生的灰尘，未影响设备的正常安装调试。
在合同中，双方并未约定由申诉人指派翻译，申诉人为加快安装进程，主动安排了翻译，为设备正常安装调试提供了条件，同样，申诉人也为被诉人派出的技术人员安排了合适的辅助人员，他们的工作均是在被诉人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进行的，在安装调试过程中，被诉人未曾就申诉人方面工作人员的工作提出过异议。
被诉人认为：根据合同规定：申诉人对被诉人技术人员的安装调试负有充分协作的义务。但实际上申诉人派出的辅助工人技术不熟练，在操作过程中造成ＥＥＷ机断纱过多，影响了调试的顺利进行。另外，申诉人也未作好安装调试的准备工作，如：未准备好吊车，脚手架及提升绞车等。在合同中，没有要求被诉人提供平面布置图，被诉人也从未接到过申请人这方面的要求。申诉人未能认真检查被诉人提供的设备单机基础安装图，做出了错误的平面布置。被诉人技术人员指出上述错误，申诉人不得不拆除一段墙壁，由此产生了大量的灰尘，也影响了安装调试作业的进展。申诉人车间内灰尘严重，温、湿度均未达到合同要求，这些都是影响安装调试进行的因素，申诉人派出的翻译人员不懂专业术语，也延误了安装调试的进程。根据合同规定：设备的调试验收仅以连裤袜为准。在实际调试中，被诉人技术人员试编围巾是合同义务之外的，因此，从９月１５日－－２２日为期８天的围巾试编理应从设备安装调试期中扣除。
综上所述，设备安装调试时间的延误系申诉人自身的责任造成的。申诉人要求被诉人为此承担责任并给予赔偿是完全没有依据的。
四．关于被诉人技术人员未完成设备调试问题
申诉人认为：根据１９８９年９月２６日申诉人代表和被诉人技术人员共同签署的经编机安装报告书和备忘录表明：ＥＥＷ型经编机（一台）未出产品，ＮＥ型经编机（二台）试车产品与被诉人提供的样品相比尺寸过大，且弹性差。在经编机安装报告书（三份）上，申诉人均注明：设备未经国家商检局，省、市纺织局按合同规定标准验收。因此三台经编机均未完成验收手续。被诉人技术人员是在上述情况下离开调试工厂回国的。在其回国后，申诉人曾要求被诉人继续完成调试工作，同时也就被诉人延迟安装调试等违约行为向被诉人提出了索赔。被诉人也曾承诺继续完成调试并免费提供调试用原料，但直至本案提交仲裁，被诉人也未履行其承诺。被诉人应为设备不能按期投入生产承担责任，并赔偿因此给申诉人造成的经济损失。
被诉人认为：被诉人和申诉人于１９８９年９月２６日签署的经编机安装报告书就是被诉人在销售其设备时使用的验收证明书，从未使用过其他的验收证明书。被诉人向中国国内其他７个厂家提供同样设备时，也使用同样的安装报告书作为验收凭据，确实，在安装报告书中，申诉人加注了“该设备未经商检局，省、市纺织局按合同规定标准验收”。但是，在申诉人与被诉人签订的合同中，并未规定按上述条件验收。也就是说设备验收只要有申诉人和被诉人共同确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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