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死缓”制度探略
王维永
【关键词】“死缓”制度；实体条件；基本原则
【全文】
死缓，即“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之简称。死缓制度是我国在死刑执行上的独特创造，这种制度适用于应当判处死刑，但又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1]这一刑罚制度，从建国初期之首创，到“79刑法”之确立，后经“97刑法”之修改，再到刑法修正案（八）之完善，历50年司法实践，证明了这一刑罚制度确具历史与现实之意义。本文即从这方面进行探讨，以期有助于对这一刑罚制度的理解与适用。
一、“死缓”制度之首创及其刑罚意义
“死缓”作为中国刑法的重要刑名和刑罚制度，是由毛泽东主席在建国初期提出来的。我国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为巩固新生政权，进行了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史称“镇反”运动）。但由于运动中出现一些过火现象，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关注。为制止这种倾向，毛主席在1951年4月30日特别批示：“杀人不能太多，太多则丧失社会同情，也会丧失劳动力。凡无血债或其他引起民愤的重大罪行，但有应杀之罪者，如有些特务或间谍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经济界的反革命等，可判处死刑，但缓期一年或二年执行，强迫他们劳动，以观后效”。同年5月8日，毛主席又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分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正式提出了“死缓”一词。这个决定下达不久，全国公安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确定了“死缓”刑名。[2]
毛泽东提出“死缓”这一全新的刑罚制度，从刑罚的角度看，既为古今之独创，亦为中外之首创，被西方国家誉为“东方的死刑制度”，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社会意义，政治意义和法律意义。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素有重德慎刑的历史传统。早在西周时期，周公即提出“明德慎罚”思想，之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将这一思想继承发挥，形成“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的狱政思想，先秦时期的《舜典》载有“眚灾肆赦，怙终贼刑”文字，大意是说：如果一个人由于失误给别人造成损害，是可以赦免的；如果他是一贯故意做坏事，则要给以严厉的制裁。中国古代推行仁政者莫过于唐太宗李世民，他不但知人善任，广开言路，政治清明，而且善待子民，推行一条“仁恩以为情性，礼义以为纲纪，养化以为本，明刑以为助”的狱政思想。他常对大臣们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但选公正善良人，断狱允当者，增秩赐金，即奸伪自息”。而且规定：“凡大辟（死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共议之。如此，方能避免冤狱滥刑”。到贞观四年，全国判处死刑者仅为29人，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贞观之治”。[3]深通历史的毛泽东对上列法治史实一向推崇备至，因而“以史为镜”，首创出“死缓”这一死刑执行制度，保证了“少杀慎刑”的刑事政策得以贯彻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