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司法实践的态度
目前，人民法院的态度可分为肯定论与否定论。我国首例支持夫妻婚内侵权损害赔偿的案例是张某某诉杨某案。原告怀疑其丈夫有婚外情而实施了过激行为，后被丈夫带人绑进精神病院强制住院。妻子遂起诉丈夫请求精神损害赔偿。2001 年 3 月，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侵犯原告名誉权，应赔偿精神抚慰金。[32]否定论的代表是《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0 年第 2 期所载的石某诉邓某婚内人身损害赔偿案。初审法院没有支持石某的婚内损害赔偿请求，石某遂提起上诉。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邓某除与石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外没有个人财产，邓某不存在对夫妻之间发生的损害进行婚内赔偿的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为由，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学理现状
我国学者的态度可分为肯定论与否定论，前者已渐成主流。否定论的理由包括：一是婚姻关系的强伦理性使得其更多地应由道德规范调控，法律的作用有限；二是承认该行为将会造成婚姻关系的紧张；三是承认该行为存在执行困难，毕竟我国夫妻个人财产相对较少，而夫妻共同财产面临如何分割的实际困难；四是婚姻法对婚内过错行为设定的行政、刑事责任以及离婚损害赔偿等救济措施已能够实现救济；五是证成该行为还存在证据与实际操作的困难。肯定论的理由包括：一是通过道德调整婚姻关系存在缺陷，加之婚姻关系对个人、公共利益均有影响，法律应予以干预；二是夫妻具有平等、独立的法律地位，侵权之诉不应受到婚姻关系的影响；三是婚内侵权之诉只是解决争议的一种方式，不会破坏夫妻关系并造成离婚率的上升；四是侵权人承担财产责任与非财产责任是可行的，责任承担与夫妻共同财产制的矛盾可以通过非常财产制和债权凭证制度等解决；五是婚内侵权行为与婚内过错行为的刑事、行政责任及离婚损害赔偿不同，有其独立价值；六是我国从未承认夫妻婚内侵权豁免原则。
三、中国法上夫妻之间婚内侵权行为的制度建构
（一）夫妻之间婚内侵权行为的法律定位
1． 外部定位：婚姻法与侵权法的选择
婚姻法与侵权法存在交集：基于对夫妻之间婚内侵权的特殊性与重要性、婚姻法法律责任体系完整性等因素的考虑，夫妻之间婚内侵权行为更适合规定在《婚姻法》中，但其同时可适用《民法通则》与《侵权责任法》的一般性规定。第一，夫妻之间婚内侵权行为的重要性要求其明确化。由于婚姻关系的封闭性与亲密性，夫妻一方侵害另一方的人格权与财产权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且极易造成严重的损害后果。夫妻之间婚内侵权行为制度作为权利救济和利益平衡的重要工具，有必要在立法中予以明确。第二，侵权行为的类型化决定了其更适合规定在婚姻法中。大陆法系强调一般侵权行为与特殊侵权行为的划分：前者适用侵权法一般条款，无需予以类型化的解构；后者具有强法定性，依据特殊归责原则而存在，只有前者无法包容的情况下才能存在。夫妻之间婚内侵权以过错责任为归责原则，属于一般侵权行为，殊无必要在《侵权责任法》中单独规定，可直接适用一般条款。但该行为在司法认定和责任承担方面有其相对特殊之处，法律实有必要将其明确化。作为调整婚姻人身与财产关系的专门法，《婚姻法》更适合完成这一使命。第三，婚姻法法律责任体系的完善呼唤该行为的“加盟”。《婚姻法》的责任配置重惩罚轻赔偿，忽视了民事责任的规定。一方面，夫妻之间婚内侵权行为在侵权主体、举证责任及法律责任的认定与承担等方面存在特殊之处，我国民事一般法并未对该行为加以特别规定，《婚姻法》因此可对其进行专门规定，以夯实婚姻关系法律责任；另一方面，《婚姻法》仅规定了四种情形在离婚时可以要求损害赔偿，内容狭窄且操作困难，在逻辑上难谓周延。《婚姻法》实有必要补充夫妻之间婚内侵权行为及其责任，在完善婚姻法律责任体系的同时，实现与《侵权责任法》等民事立法的平滑对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