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配偶间传播性传播疾病行为的法律规制
各州法院普遍允许对受害人提供侵权法救济，其特点是：第一，补偿性和惩罚性损害赔偿金并存。早在 Crowell v． Crowell 案中，丈夫隐瞒事实将性病传染给妻子，法院判决被告承担 1万美元的损害赔偿金，即包括惩罚性损害赔偿金。[17]近年来惩罚性赔偿金数额大幅上升，如Maharam v． Maharam 案中，丈夫将生殖器疱疹传染给妻子，法院最终认为丈夫因过失传播性疾病而应承担赔偿责任，其中包括 25 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金。[18]第二，注意义务与损害的可预见性原则成为归责的重要标准。有法院指出：“我们认为一个人在与他人保持性关系之前，应负法律上的合理注意义务，告知对方其患性病的事实。”[19]一方面，注意义务基于婚姻的忠实义务与信任义务而产生。有法院认为“存在着婚内性忠实的义务。违反此种义务造成配偶人身伤害是可诉的”。[20]“有亲密关系的人之间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信赖，至少性伙伴应向对方表明他或她不会得性病或其他危险的传染病。”[21]有法院直言“丈夫负有法律义务，应向其……妻子透露他的情况。违反了这一义务构成过失”。[22]另一方面，损害的可预见性成为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有学者指出：损害的可预见性是确定义务的关键性因素，其已经得到了美国法院的大力支持。[23]法院注重采取客观标准来解释可预见性原则，考虑诸如原告损害程度、被告行为与损害发生的关联性、被告行为应受道德谴责的程度、阻止损害发生的政策、被告承担义务的范围及其社会影响、分散风险的保险措施的可行性与费用等因素。[24]第三，法律规制体现了对公共利益的优先保护。正如有法院所言：性病的传播是对公共卫生的严重威胁，控制性病传播具有首要的重要意义。与州阻止性病传播的巨大利益相比，要求被告公开其性生活细节的负担并不算重。可见，让被告承担法律责任并不侵害其宪法上的隐私权，隐私权不应成为被告免于承担故意或过失传播性病法律责任的借口。[25]
（五）对上述内容的评析
美国法上多样化的夫妻之间婚内侵权行为背后势必存在着相同或相似的规律，彰显着个性与共性的有机统一，亦为中国婚内侵权法律制度的构建提供了直接的对比与参考。第一，美国法对夫妻之间婚内侵权行为经历了从豁免到归责的嬗变。美国于19 世纪60 年代首度承认夫妻婚内侵权豁免原则（interspousal tort immunity），其在随后 50 年里成为全美普适的原则。该原则在 1910 年 Thompson v． Thompson 案后逐渐式微，到 20 世纪 70 年代，其已沦为少数州所采的规则。[26]截至 2008 年，路易斯安那成为全美惟一保留该原则的州，但该州对其设定了例外。[27]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二次）》第 895F 条第 1 款规定：丈夫或妻子不能仅仅因为婚姻关系而免除其对另一方的侵权责任。夫妻之间婚内侵权由豁免到归责的变迁，伴随着由夫尊妻卑到夫妻平等、由夫妻人格不独立到夫妻人格独立、道德在婚姻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到道德与法律并重等运动，最终奠定了夫妻之间婚内侵权行为在当代美国法中的格局。第二，美国法规制夫妻之间婚内侵权行为旨在对夫妻平等保护。对夫妻的平等保护既与法律的形式正义理念相符，也与夫妻平等的法律地位相称。尽管婚姻的隐私性与封闭性决定了其较之其他的社会组织存在着更频繁的利益冲突，但当配偶一方造成的损害超过了另一方的容忍程度、道德允许的边界时，应允许法律介入。对有过错的一方追究侵权责任，既能够填补损害，又能够实现对另一方的公平保护。第三，夫妻之间婚内侵权行为为侵权行为之一种，又有其特殊性。一方面，家庭暴力、配偶间传播性传播疾病行为的受害人可以提起侵权之诉，错误陈述亲子关系的受害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提起侵权之诉，这些行为符合侵权行为的一般构成要件，说明其理应纳入侵权行为的体系之中。另一方面，夫妻之间婚内侵权行为有其特殊性。这主要体现在该行为的司法认定往往有更严格的要求，即行为应造成受害人严重损害或实质性损害。有美国学者认为，尽管目前趋势是侵权法已扩张至家庭领域，侵权法在抑制侵权行为与尊重家庭隐私之间寻求平衡，法院和立法者建议家庭成员之间的行为应根据不同的、更宽恕的标准来评判。例如，陌生人之间可诉的“暴行”未必会引起家庭成员之间的法律责任；追究过失责任通常适用的合理性标准并不能适用于父母对子女抚养的案例中。[28]许多美国法院提出，家庭内部侵权行为的标准应与处理陌生人之间损害的标准不同。[29]“婚内侵权豁免原则的废除，并不意味着在确定侵权责任时要忽视婚姻的存在。”[30]总之，婚内侵权行为应具有更高的门槛，从而彰显其特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