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须讳言，现行法律规范关于宅基地特别是宅基地使用权变动的规定尚极其简陋、粗疏，既无法有效调整社会生活，又难以体现和满足实践发展之需求。因此，“《物权法》不应持回避、模棱两可或不知所措的立法态度，应对涉及宅基地使用权的基本内容，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转让和消灭的基本条件和程序作出统一、明确具体操作性的一般规定，及废止原可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宅基地的条文内容，也不应将相关问题授权于地方立法机关据所谓当地实际情况进行细化的规定”。[5]
三、立法回应：以权利的变动为中心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严格宅基地管理，依法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在限制交易的法律制度背景下，农民的宅基地与地面附着物———房屋———的产权相分离，其物权特征无从被体现，[6]也无法实现。在此背景下，对宅基地使用权的确权、变动直至消灭提供法律规则显得尤为迫切。
从长远来看，宅基地使用权的物权变动应采登记生效主义，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变更与消灭都需以登记为生效要件，这“既利于加强土地管理，又利于表彰物权的状态，从而减少争端”[7]，其理由如下。其一，是贯彻法律原则的要求。根据《物权法》第 6 条、第 9 条第 1 款之规定，我国立法采不动产登记生效主义。《物权法》第 153 条之规定把宅基地使用权取得、行使和转让所适用的法律指向其他法律和规定。该条指向的《土地管理法》并未对此作出规定。在法律出现空白的情况下，为规范交易秩序、维护交易安全、降低交易成本，未来立法实有必要对宅基地使用权变动实行登记生效主义，贯彻《物权法》所确立的公示公信原则。其二，是体现法律发展趋势。《土地管理法》（修订案送审稿）第 97 条第3 款第 1 句明确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人经本集体经济组织同意，在保障基本居住条件的前提下，可以将其房屋以及宅基地向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人员转让、赠与或者出租。”也就是说，法律将对宅基地使用权交易有限开禁。这一规定，需要通过周密的制度设计特别是权利变动规则的配合予以实现。其三，是满足社会实践需求。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和农民的社会流动增强，宅基地使用权的交易也随着增加，在土地征收活动频繁的大背景下，引发的纠纷不断增多，成为影响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近些年愈演愈烈的、以宅基地为地基的“小产权房”[8]现象就存在诸多法律问题。其中，在宅基地使用权发生变动时产生的纠纷就不断增加。也正是如此，国土资源部专门下发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快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发证工作。[9]其四，是合理解读立法目的的逻辑结果。在物权立法中，立法者“考虑到我国广大农村的实际情况以及登记制度的现状”，没有对宅基地使用权的物权变动采登记生效主义是从实际出发的体现，[10]因而是可取的，如统一的不动产登记制度至今尚未建立。但反面观之，随着全国范围内登记基础工作的完成和社会实践的迅猛发展，立法者的顾虑因素必将不复存在，未来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采行登记生效主义也将是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下的必然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