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没收和对物诉讼有很多优点，例如，公诉方的证明标准较低，不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而且没收措施不以犯罪嫌疑人的有罪判决为前提。{12}美国之所以区分刑事没收和民事没收程序，根本原因在于用民事诉讼条款规定判决前的涉案财产没收程序，可以规避宪法修正案有关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从而有力地打击贩毒、洗钱和其他犯罪。[7]另外，澳大利亚《2002年犯罪收益追缴法》和英国《2002年犯罪收益追缴法》也规定了类似的民事没收程序。[8]而且英国还成立了负责追缴犯罪所得的专门机构——资产追索局（Assets Recovery Agency）。该机构于2003年2月正式成立，它完全独立，并直接听命于内政大臣，负责对超过1万英镑以上的非法所得进行追缴。即使在追缴对象未受刑事起诉情况下，也可以利用民事渠道剥夺其资产。[2]
2、刑事没收模式。采取该模式的主要有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大陆法系国家。上述国家秉持直接审理原则，未经刑事审判一般不得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财产进行实体处分，例外情况是以保安处分为目的，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形下单独做出没收命令，因此，有关审判前没收制度，一般规定于刑事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中。
以德国为例，德国的没收制度分为追缴和没收两类，而以有罪判决和财产没收是否同时做出为标准，德国的刑事诉讼程序又可分为主观的诉讼程序和客观的诉讼程序。{13}在主观诉讼程序中，判处追缴和没收要与有罪判决同时做出，而在客观诉讼程序中，依据《德国刑法典》第76a条“单独命令”的规定，{14}保安处分在特定条件下可以不经刑事诉讼程序即对特定人做出判决，其前提要件是无法执行某一特定人的有罪判决。例如，伪造货币的人处于逃亡、隐匿中，而伪造的货币已被没收，具体没收程序规定于《刑事诉讼法》第440条、第441条。{15}1992年7月22日，德国公布的《防治非法毒品交易和其他形式的有组织犯罪法》（又称《有组织犯罪法》），为加强对有组织犯罪和毒品犯罪的打击，特增订了第73条第4句，添加了关于“扩大追缴”（Erweiterter Veftall）的规定。[2]扩大追缴（追缴的特殊形式）的目的，在于剥夺从有组织犯罪中所获得的所有财产价值。当在犯罪人处发现了财物（尤其是现金或银行帐户），鉴于其较少的合法收入，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些财物来源于违法行为。如果行为人满足了职业或团伙犯罪行为的特殊犯罪构成要件，追缴就可能延伸到所发现的所有财物。[9]
《意大利刑法典》第240条也做了类似的规定：“法官可以决定没收为犯罪服务或者被用于实施犯罪的物品，以及作为犯罪产物或收益的物品。对于下列物品，一律决定予以没收：（1）构成犯罪代价的物品；（2）其制造、使用、携带、持有和转让构成犯罪的物品，即使在没有宣告处罚判决的情况下。本条第1款和前款（1）项的规定不适用于归与犯罪无关者所有的物品。如果物品归与犯罪无关者所有，并且能够通过行政批准程序获准制造、使用、携带、持有或者转让该物品，则不适用（2）项的规定。”[10]
3、单独立法模式。考虑到判决前财产没收程序的特殊性，有的国家和地区选择进行单独立法。例如，新加坡1989年《贪污（利益没收）法》第4章专门规定了“对潜逃者的适用”，该法第23条规定：“在对贪污罪调查开始之后死亡，或者在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但在作出有罪判决前死亡”的情形下，即使被告人已死亡，没收诉讼也应当对死者代理人继续进行；1999年颁布的《贪污、毒品交易及其它重大犯罪（利益没收）法》增加了洗钱、毒品交易等犯罪，用以替代《贪污（利益没收）法》。[11]另外，新加坡2003年新修改后的《恐怖主义（制止提供资助）法》第21条至第27条也规定了对恐怖分子财产的没收程序，由检察总长向法官申请发布没收令，通过司法审查最终由法官作出是否没收的命令，并不考虑定罪与否。[12]
三、判决前财产没收程序的立法原因
（一）规定判决前的财产没收程序是刑事立法体系科学性的内在要求
首先，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中涉案财产处理问题做出明确规定，也未构建系统完备、操作性强的没收程序。我国《刑法》第64条仅原则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198条则规定，对于已扣押、冻结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财物，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审前阶段有妥善保管和及时返还被害人的义务，在执行阶段有没收上缴国库和返还被害人的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