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一则“人社部正研究推迟退休年龄”的新闻引起热烈讨论，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吴玉韶在回应中承认，从网上的调查来看，90%以上的人都反对延迟退休。但他又指出：退休年龄是否延长，是与很多社会因素相关的复杂问题。就其本身而言，包括工作岗位的提供、身体状况、工龄等因素都要考虑。同时，又与国家的就业、劳动力供给、养老金的收缴和供给等因素相关。其潜台词是：尽管多数人反对，但延迟退休年龄是一个专业判断的问题，在这个领域，“科学”先于民意。
这两起事件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共同点，就是都涉及专家意见与民众意见之间的差异、政府对专家意见的重视和对民众意见的忽视、以及民众对专家意见的不信任。再进一步分析下去，就会发现，这三组矛盾其实只是一组的衍生，那就是民众对权威的不信任。
由于政府对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全面控制和后者的行政化，中国目前几乎没有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在重大项目论证中，领导一旦拍了板，专家论证就成了论证其合理性的包装，批评和质疑性质的专家观点往往被压制下去，无法对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这样一来，决策由于缺乏惟真理是从的独立科学评估而屡屡出错，不断失信于民；而专家意见也因为对权力唯唯诺诺、不敢说“不”而丧失独立品格，被民众所怀疑和鄙视。
马克斯·韦伯曾对权威与权力做了概念上的区分：权力是一种事实状态，表明人与人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它可能表现为赤裸裸的暴力；而权威则是指具有正当性的权力。正当性是指人们对某种权力的接受或认可。韦伯认为，传统、领袖个人魅力以及非人格化的法律－理性都可以成为权力正当性的来源，而基于法律－理性的权威在已经“除魅”的现代社会最为常见，也最为稳固。
权威来自人民同意的观点来源于社会契约论。作为近现代影响最大的政治理论，社会契约论为君权神授、出生决定命运的等级社会瓦解之后的政治形态，提供了一种解释框架和规范模型。尽管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等人的社会契约论各不相同，但还是有一些共同点：首先，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的同意；其次，政府的形态取决于人民的集体选择；最后，人民可以撤销或变更这种选择。实际上，历史上没有哪个现实存在的国家是通过立约而成立的，人们通过自己的社会行动来表明对某种权威形态的支持或否定；身处权威地位的个人或集体也需因应众人行为取向的转变而调整自己行使权力的方式以保持正当性。这些都暗合社会契约论的理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