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已’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4}
尽管费先生探讨的是乡土社会的社会关系特征，但如果大家的文化体验认同我的概括，我们可推而广之及于整个中国社会关系。与差序格局相关，中国事实上是一种人脉社会；用季卫东的话讲：
“在日常生活中，通过拉关系的相互作用、讨价还价的试错过程以及‘建构关系的社会工程’（金耀基的表述），人与人之间的网络结构势必会按照几何级数不断增长，因而关系秩序势必会迅速夸张或者稠密化，变得非常复杂。” {5}
这种人脉社会与特权观念一道，使得国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很大程度上首先取决于人脉或差序格局的有无；若无，才会考虑法律等一般性规则。
一般认为，与工商业社会相适应，现代人际关系的最典型特征是主要发生在匿名化的陌生人之间；而为了惩戒其可能带来的机会主义行为，确保行为预期和交往/交易安全，一般性规则、进而作为规则之治的法治之确立成为必然。但是中国之为人脉社会，恰恰在于中国文化中事实上有一种抗拒现代社会关系陌生化趋势的机制，即我所谓的陌生人关系熟人化机制。国人似乎不太喜欢与陌生人交往；在与握有特定稀缺资源的陌生人交往时，我们一般都会想尽办法使彼此陌生人关系熟人化，再按照我所谓的熟人规则交往。比如，我们考研/博时，原本我们与导师并不认识，但是为了获得硕/博士学位这一稀缺资源，我们总会尽一切办法，发动一切人脉（有时，这种人脉甚至是盘根错节的，如同学的亲戚的朋友等）而与其建立起熟人关系，从而按熟人规则办事。若对方握有极度稀缺资源，我们甚至不惜以身试法也尝试与其建立起熟人关系。现实中，没有人脉资源但有财力后盾的人为了以熟人规则获得某种极度稀缺资源（比如，父母为了儿女升学、房产商为了拿到某块地皮等）而不惜行贿的大量事例即是鲜活例证。可见，我们的文化中事实上存在着陌生人关系熟人化机制，这种机制内在地抗拒现代社会关系匿名化趋势，保证了人脉社会的自我再生产。
从社会结构上看，中国似乎历来都存在着一种特权阶层或“不平等圈”。我曾对我所谓的“不平等圈”的再生产机制进行了分析。我的分析表明：这种“圈”通常意味着丰厚乃至额外的资源。这种资源使得这种“不平等圈”拥有自身的再生产机制，其核心是圈外之人经由自身的努力、从忍受不平等到享受不平等向圈内有计划和目标的流动；流动形式在古代是科举制度，在现代则是各种形式合理的准入制度（如各种考试）。由于“不平等圈”的额外收益一直存在，有一大批新鲜血液不断注入特权阶层，使其自身有较稳定的“投入—产出”系统与广阔的“市场”和源源不断的“原材料”。只要“不平等圈”存在，圈外之人在圈外时或许还会骂骂娘，一旦成为圈内之人，屁股决定大脑，他们就理所应当地享受起来。识时务的圈外之人不想、也拒绝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他们唯一的期望就是早日成为圈内之人，甚至把挤进圈内作为人生目标。正是圈外之人的忍受（认可）和圈内之人的享受（维护），以及他们之间的合理流动造就了“不平等圈”的生生不息，因为若无这种尽管比例很小的流动，这种“不平等圈”必定会因那些永远处于圈外之人的反抗而寿终正寝；而“这种流动机制在改变个人位置的同时强化了尊卑上下的等级结构本身，因为每一个历尽艰辛爬到上层的人都自然会尽力维护尊卑之差等，以便自己可以充分享受苦尽甜来的满足。”{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