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可忽视的“斯芬克斯之谜”
——邓正来先生前提性判准的文化缺位
孙国东
【摘要】时代诊断是理论建构的前提。一个时代、四重结构既是邓先生对当下中国时代病症的诊断，也是其对中国法学进行总体批判的前提性判准。但这一前提是不周延的；无论是主流法学，还是邓先生都忽视了特权文化结构的存在，该结构经由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自我再生产机制而不断得到强化，使得国人欠缺规则意识和平等观念；这种文化结构与中国结构紧密勾连，对中国法学的批判和重建而言不能小视。
【关键词】中国；时代诊断；宰制特权文化结构
【全文】
当下世界究竟处于一个怎样的时代？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全球化时代、知识经济时代、风险社会、消费主义社会、虚无主义社会等都可看作是人们对当下时代性质的一种诊断；而以此为基准，与之相应的各种理论粉墨登场。这启示我们：如同医生需要看到病症才能开出药方一样，理论建构只有建基于对特定时空之时代诊断的深刻、独特理解才能建构回应时代要求的理论。在我看来，任何有使命感的学者都必须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性质或病症发言，进而以此为据，通过邓正来先生所谓的问题的理论化处理来建构自己的理论。中国法学的发展也概莫能外。
本文就以时代诊断与理论建构的关系为基点，把邓先生对中国法学的总体批判纳至时代诊断的视角来考察。我将首先论证一个时代、四重结构既是邓先生对当下中国时代病症的一种诊断，也是其对中国法学进行总体批判的前提性判准，同时我将揭示邓先生的法哲学立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替弱者说话的立场。（第一、二部分）。在文章的第三部分，我将提供我对中国法律文化的一种诊断，并详细讨论我所谓的一种特权文化结构。我的研究表明：他的诊断是不周延的，忽略了文化方面的结构；而无论是当下主流法学，还是邓先生都忽视了特权文化结构这一中国结构。最后，我将试着讨论这种文化结构与他那里的中国结构的内在关联。
一、一个时代、四重结构——邓正来先生对当下中国时代病症之诊断
邓先生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主流法学受现代化范式支配间接为我们提供一副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而他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以其对当下中国的时代病症之诊断为前提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他对中国法学的批判完全可看作是其对当下中国时代病症的理论诊断。愚以为，其诊断大致可概括为以下两个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