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几年确实特别关注规范法学的研究。前年我在咱们湖南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书叫《法律哲学》。《法律哲学》我本来是要写三卷的，第一卷和第二卷正在写，可现在先行出版了第三卷。在这样几部书中，我要表达的基本理念就是关于规范法学的理念，我要表达的基本学术倾向也是规范法学的学术倾向。我准备在第一卷特别提出规范法学所建立的人性前提，这个人性前提是什么呢？它要说明，人类本身是规范性存在的动物。为什么说人是规范性存在的动物？或者为什么说人是规范性的存在？事实上，对人性理论和法学理论的关系，我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法哲学讲演录》中，结合不同人性论的观点已经做了一些阐述。而我在《法律哲学》中，准备根据我的人性论观点对这个问题进一步展开，所以这个问题是我这三部书的一个理论基础。我想更进一步论述的是人的规范性生存与法律的规范表达，都是一种本体性的事物，而不仅仅是工具性的事物。
我不妨在这里做个试验，如果要简单地说明人是规范性的动物，那么我们在座的当中，我想叫一个人的名字：海松，啊，前面有一位听者欠身起立，给我点头，而在座的其他人却觉得这个名字很陌生，甚至没有感觉，为什么？为什么我刚才叫“海松”这个名的时候，蒋老师表现的特别敏感——他在那里对我表示致意，对我不断点头，而其他人没有给我点头呢？原因究竟何在啊？因为海松这样一个规范性称呼，尽管就这样两个字，但这样一个发音、这样一个名称是命名在座的蒋海松老师的，它是蒋海松老师的一个规范性符号，是吧？所以，当我叫海松的时候，肯定我们在座的邵华老师不会答应。她如果要答应，那要么是自作多情，要么是听力出了毛病。哈哈。可见这样的命名，已经把一个人给什么化了？规范化了！顺便说一下，蒋老师现任教于湖南大学法学院，他是我很好的朋友，我的忘年交，我们湖南的才子，被评为中华当代第一赋的作者，海松，“是《湖湘赋》吧？”（蒋海松老师点头）。我可以再举个例子，有一次我的一位同学，她现在定居美国，在我们同学毕业二十周年聚会时候问我：“谢晖啊，你记得咱们班有一位同学走起路来慢腾腾的、个子也不高的、长得很清瘦的那位同学，他现在在哪里高就啊？”我问她你究竟想问的是谁啊？她说“就是那位同学嘛！” 我再问究竟是哪位同学啊？名字叫什么？我们班慢慢腾腾走路的、个子不高的、人长得瘦小的，很多啊、好几个啊，我真不知道你问的是谁！说不准他就在聚会的同学当中呢。她摇摇头说她记不得名字，聚会的同学中肯定没有。直到她离开西安之前，我们两个都没想到她想问的究竟是谁。过了很久，他再给我发信来，说她问的这个人是白习雄，这样，我才恍然大悟！哦，他描述的真还很形象呢！可见，当她点出我同学的这个规范性名称的时候，我们一下子都豁然开朗，都共同想到了他究竟是谁，但当她仅仅描述说那位同学长相什么样，描述他人比较瘦俏、个头不高，走路慢腾腾的等等，尽管她说得很多，但我们就是对不上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把他的规范符号表达出来，从而没有达成对这位同学的规范性理解。正因为如此，我说我们人本身是一种规范性生存的动物，当然这种规范性还体现在很多很多方面，在这里我就不多谈了。这样一种对人性的理解，和海德格有关“语言是存在之家”、卡西尔有关“人是符号的动物”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所以，我这个《法律哲学》的体系，所建立的人性基础既不是性恶论，也不是性善论，更不是什么城邦动物论。我所建立的基本的人性基础就是人是规范性的动物。但是人是规范性的动物，这个命题它本身建立在人存在的道德或者伦理基础上。时间关系，我们不可能讲得太深，如果在座的诸位将来能考取了我们的博士研究生，或者我们的硕士研究生，我想就会有更多的交流机会，我可以详细地给大家讲解。显然，现在三言两语，是讲不清楚的，所以就到此打住。我讲这些，事实上就想说明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只要一个国家有法治建设，那么在我看来，所有的法律它都要以记载道德价值为使命。不记载道德价值的法律，那它在法律上就是非法的，是缺乏合法的价值基础的。对它可以像孟老夫子所讲的那样，人们可以去“犯法”，可以去反抗，可以就那些法律对政府说“不”。这样的事情，在现代的民主国家越来越多。记得在一九九四年，意大利制定了一个有关税收的法案，这个税收法案制定之后，大量的意大利民众针对税收法案进行了罢工，最后政府尴尬地收回了那个法案。这就是公民行使抵抗权、反抗权的典型例证。前两年，我们中国废除了收容审查条例，为什么？因为这个法律站在今天的角度上讲，它就是缺乏合法性价值基础的。因此它受到了一些民众和学者的强烈批评和反对。不久前北大的几位博士和教授上书，强烈反对目前通行的那个“拆迁条例”。在这些学者看来，它是非法的法律，或是非法的条例，理应废除，因为它缺乏合法性基础。再比如说，我国曾经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破产法》，尽管说这一法律制定了，并且在现代企业制度中，这应当是个非常重要的法律，但我们知道，自从“破产法”制定以来，我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依照它破产的寥寥无几，可以说它是一部成本非常高昂、收效非常低微的法律。成本如此高昂的法律，是在花谁的钱？当然是花纳税人的钱了！可是钱花了，没有花出真正的效益。至少从成本高昂、效益甚微这个角度来讲，它是缺乏道德基础的法律——它不能给企业的宏观运行带来效益，不但如此，而且还耗费纳税人的钱财——这样的法律，你能说它是德性的法律吗？当然，我国“破产法”不能有效实施的根本原因还在我们的政治经济体制，这个和我们今天交流的主题无关，这里就不多讲了。
正因如此，在一个法治社会，一个国家的法律毫无疑问应当执行道德，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赞同瞿同祖和梁治平等站在批判的立场，所阐述的关于法律执行道德的事实判断。不过我想进一步说的是：说法律执行道德，并不是弱化法律的地位，我要强调的是所有的法律它都是要执行道德的，所有的法律，它也总是以执行道德为使命的，问题在于它执行的是什么道德，而不在于它是否执行道德。如果法律不执行道德，我们只能把它归为一个结论：非法之法。前面已经讲过，黄宗羲在总结中国古代法律的时候，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它是中国明清“启蒙时期”的非常著名的观点。黄先生强调：中国古代的法律就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而一家之法非法也。这样，他就明确地提出了一家之法、或者不表达民众普遍道德追求的法律，就是非法的结论，相应地，他所追求的法律，是天下之法而非一家之法。在这基础上，我要进一步申明的结论是：当法律记载和表达了德性的时候，法律就不仅仅是德性的工具，法律就是德性本身，或者就是德性的经典。因此，这样的法律，不仅是工具理性，而且是道德价值理性。所以，用法和守法，就是在法治背景下，公民践行道德价值的体现。这是我今天想和各位交流的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法律与道德的紧张关系及其救济
我想和各位交流的第四个问题，是法律和道德的冲突及其救急方案问题。可能大家要问，谢老师，道德和法律这两个范畴，在实践中有时候它们是矛盾的、冲突的，当道德和法律确实出现了矛盾和冲突，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是啊，这个问题好！毕竟道德和法律在现实生活中是两套体系，因此具有明显的二分特征。即使一个国家的法律完全应是一个德性体系，但并不意味着法律可以取代一切道德追求、包办道德情感。
不过讲到这里，我还要再简单地把我一些的看法，给大家大概地交代一下。这些看法，我在一些书当中已有详尽论述。我认为现代法治，它就是一个德性体系，法治能在最大程度上包容现代德性要求，唯一不能包容的，就是反对法律、违背法律的道德。人类的道德在不同视角可以进行分类，从现实道德的层次分，可以分为如下四种：第一个层次的道德是公共道德。公共道德，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在交往行为当中，大家都能遇到、都应面对的道德。这种道德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诚实信用。诚实信用，在现代法律上毫无疑问、毫无争议，它就是现代法律上公民和政府应共守的基本道德原则。即使在古代法律中，也照样强调诚实信用。在罗马法当中，就有关于诚实信用的意思，据说诚实这个词，它的词根就是石头，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诚实对于每个人就像坚硬的石头一样，是一种不可撼动的品格？在中国古代法律当中，大家知道，商鞅为了使自己的立法取信于民，为了强调法律的诚信，不惜采取特殊措施，以表其诚。特别是著名的“南门徙木”的故事，更是在千百年来，被广为传颂。这是第一种特别值得关注的公共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