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笔者也不得不指出，郎胜副主任所采取的解释策略，虽然可以暂时规避“不强迫自证其罪”条款与“如实陈述”条款的冲突问题，但同时会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衍生出一系列新的争议问题，这些问题有必要在《修正案》正式实施之前，在理论上专门予以辨明，以免干扰、影响司法实务操作：
其一，被告人在审判程序中是否享有沉默权？由于郎胜副主任所采取的是对“如实陈述”义务进行限缩解释的方式，虽然肯定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讯问程序中的沉默权，但随之也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即被告人在审判中是否享有沉默权？笔者认为：首先，在法解释上，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要求被告人在审判阶段承担如实陈述义务，因此，审判阶段的被告人当然地享有沉默权；其次，在诉讼法理上，刑事诉讼法并不禁止对被告人有利的类推，侦查阶段既然已经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审判阶段可以类推适用侦查阶段的规定，赋予被告人在审判程序中的沉默权。
其二，对未履行“真实性义务”的犯罪嫌疑人是否应进行谎言处罚？由于郎胜副主任采取的是对“如实陈述”义务进行限缩解释的方式，即将“如实陈述”义务限缩解释为“真实性义务”，这就会在司法实务中带来一个附随问题：犯罪嫌疑人如果如实陈述了，当然可以获得从宽处理，但如果犯罪嫌疑人未如实陈述，而是撒谎，那么是否应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谎言处罚？从法理上讲，既然已经将“如实陈述”义务限缩解释为“真实性义务”，那么，犯罪嫌疑人一旦说谎，就违背了该法定义务而应当对其进行处罚，但问题在于，程序法上根本没有设置相应的处罚规定，司法实务中如果遇到类似情况该如何处理？笔者认为，这方面可以借鉴德国的作法，在德国判例上，如果被告人顽固说谎以致使法官认定其不知悔改，并有碍真相之调查时，会在量刑上加重其刑罚。[4]被告人顽固说谎，且有碍事实真相之调查，确实表明被告人犯罪后不思悔改的态度，当然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因此，笔者认为，对于犯罪嫌疑人未履行真实性义务而撒谎，致使法官认定其不思悔改，并有碍真相之调查时，可以将其作为犯罪后的态度，纳入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其三，犯罪嫌疑人一旦主张沉默权，侦查机关是否就必须立即停止讯问？我国司法实务界总是担心，一旦在立法上肯定了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侦查审讯即无法正常进行，因为，犯罪嫌疑人只要主张沉默权，审讯就必须立即停止，而这会直接影响侦查任务的实现。实际上，这种担心纯属多余。按照郎胜副主任的解释策略，在肯定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的同时，并未否定侦查机关的讯问权，因此，司法实务中，遇到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讯问中主张沉默权、拒不供述（或辩解）的，侦查人员只需将犯罪嫌疑人保持沉默的态度记载于审讯笔录中即可，审讯并不会因为犯罪嫌疑人主张沉默权即告停止，相反，讯问将继续进行。因为，侦查机关的讯问权，并不因犯罪嫌疑人主张沉默权而受影响，对于侦查机关的继续讯问，犯罪嫌疑人虽然可以拒绝作答，但却必须忍受，此即犯罪嫌疑人忍受讯问的义务。实际上，这种“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解释策略并非我国所独创，而是有着比较法上的依据，大陆法系的德、日等国司法实践中一直就是照此策略操作的。据考察，德、日等国的法官在实务中只在第一次讯问时告知被告享有沉默权，此后即不再重复告知，且一经践行告知与听闻程序后，通常法官即立即继续讯问被告，即使被告拒不陈述意见时，法官亦无需停止讯问，而是有权对被告继续讯问，只需要将被告不回答的态度，记载在审判笔录中即可。在德、日等国司法实务中，法官甚至会在被告人主张沉默权的情况下，善意地提醒和告知被告：不为自己辩护（解）可能对其不利。[3]在这一策略影响下，德、日等国司法实务中，被告极少于审判中行使沉默权，在德国，几乎所有被告于审判中皆放弃沉默权，更有41％的被告于审判中自白犯罪；在日本，不但在审判中少有被告人行使沉默权，其被告的自白率更高达90％，其余案件，被告人至少也会承认部分事实。[5]319基于此，笔者认为，在我国司法实务中，若遇犯罪嫌疑人主张沉默权、拒绝作答的，侦查机关仍可继续讯问，对此，犯罪嫌疑人有忍受的义务；侦查机关亦可提醒犯罪嫌疑人，不为自己辩护（辩解）可能对其不利，以说服犯罪嫌疑人放弃沉默权。[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