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规范目的来讲，既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0条增设了“不强迫自证其罪”条款，是为了正式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作准备，并且从法条的表述方式上看，明显继受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项庚目的规定。那么，我们在对“不强迫自证其罪”条款进行解释时，自然就应当遵从该公约的立法精神和内容，将其解释为一个“权利型”条款，即该条款之目的在于赋予被追诉人供述（或辩解）与否的选择权；而反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8条之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立法上用语为“应当”，意味着法律在此强加给了犯罪嫌疑人一项义务——如实陈述的义务，因此，该条款本质上是一个“义务型”条款，即犯罪嫌疑人有义务作出供述或辩解，而无保持沉默的权利。质言之，“不强迫自证其罪”条款属“权利型”条款，是赋予了被追诉人供述（或辩解）与否的权利（自由），而“如实陈述”条款属“义务型”条款，是强加给了犯罪嫌疑人供述（或辩解）的义务，显然，无论在立法精神还是内容上，两者都是存在着直接冲突的。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不强迫自证其罪”条款与“如实陈述”条款之间并不冲突。在《修正案》起草过程中，即有司法实务部门提出：“不强迫自证其罪”条款，仅仅是禁止侦查机关以刑讯逼供等强迫手段取证，而非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换言之，只要侦查机关不动用强迫手段取供，而是依法讯问，则犯罪嫌疑人仍须如实回答，无权保持沉默。[2]据此，“不强迫自证其罪”条款与“如实陈述”条款之间并不存在冲突。这一观点主要是运用了体系解释的方法。所谓体系解释，即根据刑事诉讼法条文在整个刑事诉讼法中的地位，包括其编、章、节、条、款、项的前后位置关系，联系相关法条的含义，阐明法律用语意旨的解释方法。
《刑事诉讼法》第50条隶属于第5章“证据”，全文为：“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依据体系解释的方法，既然立法者将“不强迫自证其罪”条款规定在《刑事诉讼法》第5章第50条之中，且该法条前后条款之内容皆为禁止非法取证手段的运用，由此可推知立法者对于“不强迫自证其罪”条款，主要是作为一项取证制度来设计的。所谓“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不过是对其前文“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重申和强调，意指“不得以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强迫任何人作出有罪供述”。由此可见，“不强迫自证其罪”条款与“如实陈述”条款之间并不矛盾，因为，“不强迫自证其罪”条款所强调的仅仅是不得以法律禁止的强迫手段取供，而非谓犯罪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换言之，根据体系解释的方法，该条款实质上只是针对侦查机关而设的“义务型”条款，而非被追诉人的“权利型”条款，犯罪嫌疑人并不能依据该条款获得沉默权，只要侦查机关不动用强迫手段取供，而是依法讯问，则犯罪嫌疑人仍须如实回答，无权保持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