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制度与现实之间可能产生“软”冲突。一项法律制度总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运作的，复杂多样的现实环境可能对法律制度的运行产生一定的“牵扯”作用，影响甚至决定法律制度在实践中的运行效果。对此，立法者在制定法律之初，即应有冷静、清醒的预判，并在程序设计时作出有针对性的制度安排。中国的刑事司法环境与域外法治国家相比，仍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与差距，司法实践中的一些作法和现象，可能游离于普适性的法规则之外，而呈现出某种“潜规则”[1]的特性。“不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作为一种法律文本上的显规则，可能与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某些“潜规则”产生“软”冲突，从而在实践中被后者所虚置或架空。例如，在当前职务犯罪侦查实践中，检察机关往往更愿意以“协助纪委办案”为名或“与纪委联合办案”的形式展开初期调查工作，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纪检程序本身在性质上的模糊性，为检察机关的初期调查工作提供了某种便利或者说“回旋余地”。[2]问题是，纪检程序中的被调查人能否依据《刑事诉讼法》第50条“不强迫自证其罪”条款主张行使沉默权？从诉讼法原理上讲，“不强迫自证其罪”条款既然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之中，那么，自然就只能适用于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案件，纪检程序因为在性质上不属于刑事诉讼程序，也就不在“不强迫自证其罪”条款的“射程”和效力范围之内。换言之，只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才能主张沉默权，纪检案件中的被调查人不能依据《刑事诉讼法》第50条主张沉默权。但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如果理论上强调“不强迫自证其罪”条款不扩张适用于纪检程序，那么就可能在政策上促使检察机关为规避“不强迫自证其罪”条款的适用，而更多地采取与纪检部门联合办案的形式展开初期调查工作，静待被调查人“开口”交代之后，再转换为刑事诉讼法上的侦查程序以固定证据（口供）。如此一来，“不强迫自证其罪”条款在侦查实践中就可能完全被架空，其人权保障功能也将被虚置。
《修正案》将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上述矛盾及问题若不及时在理论上得到解决，将极大地阻碍“不强迫自证其罪”条款在司法实务中的适用。目前，只有通过对相关法律条款精细而精妙的解释，最大限度地规避上述矛盾和问题的产生，减少法律在司法适用中可能遇到的阻力，确保立法目的的顺利实现。
二、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不同的解释方法、不同的结论
关于“不强迫自证其罪”条款与“如实陈述”条款之间是否存在冲突的问题，其本质是个法律解释问题，采用不同的解释方法，可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从目前来看，随着《修正案》的正式通过，关于“不强迫自证其罪”条款的解释和适用问题，已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之一，而围绕该问题，初步形成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不强迫自证其罪”条款与“如实陈述”条款之间存在着直接的“硬”冲突，两者是互相矛盾、不能共存的。[1]该观点所运用的法解释方法主要是目的解释。所谓目的解释，是指根据刑事诉讼法律规范的目的，阐明刑事诉讼法条文的真实含义的解释方法。而从“不强迫自证其罪”条款的立法背景上分析，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之所以在原法“严禁刑讯逼供”规定的基础上，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一方面，固然是为强调立法者对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禁绝态度，彰显刑事诉讼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主旨；另一方面，也是为我国正式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作准备（我国政府已经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该公约）。但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包括《刑事诉讼法》与该公约部分内容存在着直接冲突，因此，全国人大至今仍没有批准加入该公约。根据《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项庚目之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据此，“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被确认为缔约国公民的基本人权之一，而作为缔约国的我国，在《刑事诉讼法》上不仅未赋予被追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这一权利，反而要求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讯问时必须如实陈述，这一规定与该公约的相关内容显然存在着差异甚至差距。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落实相关国际公约的内容与要求，既是我国应尽的国际法义务，亦是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要任务之一。正是为实现与国际公约的对接，《刑事诉讼法》第50条特别增加了关于“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