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从反腐败的角度来论证法律监督机构的必要性是对的， 但是，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不要忘记，检察权也是权力。如果他前后一致地坚持自己“反腐败要对权力进行监督”的观点（这是理性论辩的规范），理所当然的结论就是：检察权也需要监督。而据我所知，这正是大多数“质疑”论者思考的起点，不允许质疑检察制度的理论其实就是违反了“反腐败要对权力进行监督”这一判断的。因此，“王文”实际上违反了前述阿列克西提出的逻辑规则中的一条：“任何言说者，当他将谓语F应用于对象a时，也必须能够将F应用于所有相关点与a相同的其他对象上。”
在这个问题上，“王文”似乎还有一处不妥，抬出领导人的话来压场，有明显的剥夺他人话语权的用意，这违反前述哈贝马斯论辩规则第三条，在逻辑上这叫“以人为据”，规避论证责任。即使不这样说，“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法律黄金律还是应当注意的，将心比心啊！试问，如果崔先生用同样的办法，提出胡锦涛总书记的“6?25”讲话中强调要做到“四个坚定不移”：其中第一个就是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第二个是坚定不移地改革开放，并据此批评“朱文”的“用心”是“破坏解放思想，破坏改革开放”，不知持论者听起来是否舒服？语录仗的时代早已结束，领导人的讲话是在特定的语境中讲的，而且领导人的讲话也不一定全对（尤其是关于学术问题的话），何况领导人的讲话有时还因需要与时俱进而前后有所变化呢？
让我们将论题再作一点延伸：如果我们承认“人民检察院的宪政地位”这一归纳是正确的，那么，“人民检察院的宪政地位”是否允许质疑？我的回答是肯定的。理由起码有两个：第一，宪法是在讨论中进步的。从1954宪法以来，我国宪法先后三次大改（1975、1978、1982），1982年宪法至今已通过31条修正案，其中的变动还很大。例如，1975宪法不是实行过“革命委员会（地方政府）”和“人民代表大会”“议行合一”的地方制度么？特别是1982宪法的修正案，其中一些重要的内容，例如将“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例如“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以及“公民合法的私有则产不受侵犯”等等，无论就其重要性和争论的激烈程度来说，都远远比质疑“检察院的宪政地位”重要得多、激烈得多。因为在宪法修改之前，法治、人权都被看成资产阶级的东西，而财产权问题更涉及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大问题。如果上述那些重要的问题都可以讨论，并在讨论的基础上宪法已然作出了修改，“检察院的宪政地位”这样次要得多的问题为什么不能讨论呢？更何况，近几年来我们的思想又进步了不少呢！第二，应当区分宪法的修改和宪法问题的讨论这两件不同的事。宪法修改有禁忌，宪法讨论无禁区。即使有的国家的宪法规定某些条款不容修改，但它也不排斥公民评价该条款的权利。因为讨论宪法是公民先于宪法的权利——没有公民讨论权的行使就不会有宪法，讨论宪法的权利是宪法的逻辑前提。这就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成为“霸王条款”的理由，应该说，这适用于任何自称为“宪法”的东西。所以，参加宪法的讨论，包括提出对现行宪法的批评性意见是公民的权利。当然，也不是绝对没有限制，这个限制是表达自由的限制问题，例如，你不能诽谤、不能鼓吹恐怖主义等等。不过，这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从理性论辩的角度来看，“王文”主张“人民检察院的宪政地位”不容讨论，这本身就违反了理性论辩的规则。如果他的主张是对的，也不能在理性论辩中提出——应当提起法律程序，追究质疑“人民检察院的宪政地位”的人的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