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王文”，则似乎比“朱文”更极端些。“王文”四个二级标题使用的都是反问句，它的结论很明显：“崔文”是“有意曲解”、“刻意打棍子”、“自我敏感”、“有意攻击”，通篇都是对论辩者意图和人格的否认，学术的成分太过稀薄。
其实，这里涉及一个现代宪政的大问题：少数人的权利问题。
“崔文”列举了“朱文”中“十顶吓人的大帽子”：挑战马列主义在我国的指导地位、把攻击矛头指向我国人民代表大会、诋毁我国的政治制度、影射诋毁共产党的领导、恶狠狠地攻击检察制度、削弱以至取消党对司法领域监督权等等。 这些是不是“帽子”、是不是“吓人”，当然人们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也请论者自己看看是不是帽子。如果论者认为不是“帽子”，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自己戴上试试。“王文”认为“崔文”“将‘少数’变为‘都’即全部……” 论证是不是有道理，请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因为文章是写出来给人看的，它的含义有一个语法标准和社会标准，这里存而不论。我们姑且认定“王文”的结论（“朱文”只批“极少数”）是对的，问题是，某人是不是“极少数”是论者设定的，是不特定的，是没有客观标准的，其结果就是，不同意论者意见的人就可能属于“极少数”。因此，潜在受到伤害的实际上是全部（当然，同意“朱文”观点的人暂不在内）。这一结果可能是连“朱文”作者自己都没有想到的。看一看我们的教训吧！反右、文革，哪一个不是打击“少数”、“极少数”？50万对6亿肯定是“极少数”。打击“极少数”的严重后果决不仅仅在于给“极少数”人带来的痛苦，最严重的当是带来“人的未来处遇的普遍不可预期”。只要允许打击学术观点上的极少数，任何人的将来都是不可预期的：谁能保证不会某一天风一转，您自己也成了“极少数”？这在文革中还少吗？所以，我认为，“崔文”为“极少数人”争利益的“受惠者”，其实包含了“朱文”与“王文”的作者在内。因为这里争论的问题的实质是法治原则问题，允许打击学术上的极少数违背法治原则，而法治原则被违反，受害的是不特定的公民。
这还是其次，作为理论论辩，我更为关心的是，即使“朱文”指的“极少数”真的只是“极少数”，这样的“帽子”（抑或“罪名”？“称呼”？“批评”？我想不出别的更为贴切的词）戴上是否得当？或者，“极少数人”是不是没有讲话的权利？作为一般政治原则，保护少数是现代宪政所必不可少的，不能因为是少数就可以被任意处置。因为少数不是罪恶，少数人也是公民，是宪法权利的享有者。给“极少数人”——那怕是一个人——戴“帽子”，对于学术对手也是不公平的，也是违反理性论辩原则的。邓小平当年提“三不”的时候，也没有说“极少数人可以戴”，因为文革当年他绝对是“极少数”啊！
再从改革开放的大局来看，在学术批评中“打击极少数”也不是明智之举。改革开放需要全民的智慧，许多禁区需要突破，而正确决策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异端”。一百个新主意中可能99个都是错的，那没有关系，不理它就是了；但是，如果不允许“极少数”人发表意见，则彻底断绝了进步之路——那唯一一个“对的”意见也失去了生长的条件。许多被今天认为“重要创新”的东西，在历史上哪个不是异端？如果我们当年不允许“极少数”人的意见发表，哪来今天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