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刑法》第182条第1款第1项所规定的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或者交易量的行为，其方法表现为利用资金等优势；第2项与第3项规定的是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交易量的行为，则表现为欺骗方法，亦即制造某种证券交易价格上涨或者交易量大的假象，从而使其他人也购买该证券，进而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交易量的。在这种场合，其他人并不知道行为人之间在基于串通而相互进行证券交易，或者自我交易，因而具有欺骗性。这种欺骗性，导致其他人不知情，进而使得行为人处于优势地位。根据《刑法》第182条第1款前三项列举的行为方法和同类解释规则，其他利用各种优势或者采用欺骗性方法影响证券交易市场的行为，都属于第4项规定的“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交易市场”的行为。在汪建中案中，被告人一方面利用投资咨询机构的特殊地位和影响，推荐证券，影响投资者；另一方面隐瞒自己先行买入相关证券的事实，既具有欺骗性，也使自己处于优势地位；并且客观上影响了证券交易价格与交易量。不难看出，被告人汪建中的行为完全符合第4项的形式与实质要求。概言之，利用“抢帽子交易操纵”手段影响证券交易市场的行为，属于《刑法》第182条第1款第4项规定的“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交易市场”的行为。
和大多数西方国家不同，我国将证券犯罪规定在《刑法》中，而没有直接在《证券法》中规定犯罪与刑罚。但是，《刑法》中关于证券犯罪的规定，与《证券法》所禁止的行为具有对应性。换言之，《刑法》中有关证券犯罪的规定，是相对于《证券法》某些条文而特别设立的刑事责任。例如，《刑法》第182条规定的操纵证券市场罪的构成要件与《证券法》第77条所禁止的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的外延完全相同，只是表述略有不同。[2]从这两个条文的规定，以及《刑法》与《证券法》的关系可以看出，《刑法》所规定的操纵证券市场罪与《证券法》所禁止的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的外延完全一致。因此，《刑法》第182条第1条第4项所规定的其他操纵证券市场的行为，在与《证券法》第77条规定的其他操纵证券市场的行为，外延上也完全一致。既然《证券市场操纵行为认定指引》第35条规定“抢帽子交易操纵”属于操纵证券市场行为，那么，该行为同样属于《刑法》第182条第1款第4项规定的操纵证券市场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