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国务院关于“合法行政”的上述规定，是一个严格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基本权利的底线性政策承诺，而不是行政法治的发展蓝图，更不是限制法治的规定。立法机关有权制定它认为调整社会关系所必要的一切法律。尽管如此，这一政策规定确实反映了当时的行政法治视野，是依法行政渐进发展的初级目标和阶段性标志。
根据宪法和新发展观，在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以外，我国有大量的行政问题需要甚至必须经由立法规范，特别是那些宪法规定必须由法律规定的行政事项。中央和地方国家行政机关的组织，各级政府公共服务及其公共事业管理、社会政策的行政执行、环境和生态保护等，都不宜成为绝对排除法律约束和完全归入行政保留的范围。违反可持续发展原则和侵害后代发展权益的环境生态政策或措施，可能只具有未来危害性，没有本代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对应权益。
如果以此为由排斥法律作用，那么将使可持续发展战略丧失法律保障。进一步说，在目前社会利益多元化、社会分层业已形成和社会矛盾凸显的情况下，把行政法治限于普遍性个体权利的底线是过于狭窄了，甚至有可能在形式平等的法律作用下影响实质社会公正。这样看来，关于行政法治的法律保留范围设置问题，宜由有关国家机关共同作出一个改进型的新规定。
行政改革与法律保留行政改革措施与法律保留的关系，是确定我国行政法治范围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改革是行政机关变更既有制度的重要理由。在常规情况下，法律保留的原意是行政机关行使职权必须有明确的立法依据和正式授权，法律不禁止不等于是法律允许的，包括作为和不作为。这是行政法作为公法部门区别于民法，行政机关作为公共机构区别于普通社会成员的主要标志。
但是在转型社会及其国家构建进程中的行政法治来说，常规意义上的法律保留原理可能不完全适宜用来解释行政改革措施。行政改革经常表述为“先行先试”权，与既有制度的法律界限经常定位于所谓“法律没有禁止性规定”，并得到司法系统的支持。
例如2012年5月21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向社会公布《为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对于温州金融改革——“只要有利于试验区建设，法律没有禁止性规定，在确保金融安全的前提下，就将给予司法支持。”选择“法律没有禁止性规定”的界限，给行政改革提供了极其巨大的试验和实验空间，同时在法律上也给出法律保留的例外或者行政保留的空间。空间巨大不但因为目前法律总量只有两百多部，行政性法律只占其中一部分，而且法律规定许多是原则性甚至有些宣告性的，作出禁止性规定的就更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