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依据法律这一点人们在口头上不会反对，问题是要落实到行动上。由于我国长期政策治国甚至是“最高指示”治国的传统，“审判依据法律”始终是个问题。现在存在的问题有两类：一是将非属法律渊源的东西作为审判依据，在体制的过滤下，它们甚至有超越法律的权威。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当是禁止“民意审判”。 由于民意忽冷忽热，多年来整个审判呈现出不规则的“布朗运动”态势，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的判决平衡受到严重影响，最终受到损害的是涉讼者的权利，当然也有司法的权威。
时下主张民意审判的人混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意”概念——具有民主权威的“民意”和作为社会舆论的“民意”。具有民主权威的“民意”是由特定法律程序固定下来的，就它的规范形态来说，就是法律。如果“民意”审判之民意是指法律，当然没有错，不过，它没有意义——与法律同义反复。现在的“民意审判”的“民意”恰恰不是法律，而是舆论，这是非常有害的。舆论（特别是民愤）具有非理性与不确定性，依据民意的审判必然带来涉讼者权利的损害。民意审判虽然能呈一时之快，但是从整个司法制度和社会长远利益来看，民意审判无疑是饮鸩止渴。
依据法律还是依据民意审判其实是一个关乎审判权行使的“元初正当性”问题——审判元规则问题。所谓“元规则”是指在不同规则间作出选择的更抽象的规则，“这种更抽象的规则，我们称之为元规则。” 审判元规则是指选择审判规则时应当遵守的规则，这里的“选择审判规则”有别于在不同的法源或不同位阶中选择法律，而是指何种权威可以作为审判依据这一终极意义上的选择。遵守审判元规则是审判的合法性基础，是政治体有序运行的基本规则。法治社会的审判元规则无疑是：法律具有排他性权威。民意审判有“为民”的表象，背后隐藏的其实是审判者的私利：它以牺牲涉讼者的权利为代价，换取舆论的好评，或者博取上级的欢心，或者彰显自己的政绩等等。民意审判缓解了法官查明事实真相并在此基础上释法、执法、护法的职责，法官以民意为借口，以牺牲法律为代价，换取当事人的息讼，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滥用司法权的方式。这种滥权其实是一种“隐性”的侵权，因为涉讼的法律被扭曲，真正受到损害的是相对方的权利，因此，法庭、法官实际上成为侵权者的同谋。
应当指出，不能将“人民满意”理解为“人民对个案的满意”。作为对司法的政治要求的“人民满意”评价的对象只能是司法辖区整体的司法状况，不是对个案。舆论作为言论自由的存在方式，当然可以对个案判决评头品足，但是它决不能作为判断判决正当性的依据。舆论如此，人大代表、人民代表大会也是如此。道理很简单，宪法没有赋予它此项权力，审判是法院的权力。如果人民代表大会或者舆论的评价超越法院的判决，其实就是在法院上面设置了一个超级法院。对于个案，法官的判决始终当被推定为“最好的”，这是以人为本司法的要求。当然，这里的“法官”是指整个制度，具体法官的判决是可以在司法制度内被否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