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八百余字的周馥奏折从人的尊严、奴隶的苦难、文明各国的立法、天下公理、中国古法等多个侧面阐述了禁革买卖人口的重要性，可谓立论高远，且讲究策略。他一开头即以人的尊严为立论依据，“凡属戴发含齿之伦皆在覆育生成之列，若于微贱无告之民有所歧视，使不得自等于人类，非盛世仁政所宜有也。诚以好生之德率土所同，重视民命为天下之公理也。”在此基础上，为照顾统治者的面子，周馥再从中国法律文化中寻找仁慈的帝王作为榜样，声言“古已有之”，并说明此事对于王室的伟大意义，以此规劝掌握立法权的慈禧太后等人接受他的建议。他说，禁止买卖人口“将见皇仁所被，万类昭苏，义问所宣，寰瀛翕服，蔚为旷古未有之盛举，虽汉文帝之除肉刑、唐太宗之放宫人未足方圣德于万一也。”
二、情理兼佳的沈家本“两议”
废除奴隶制最后能进入立法议程，主要得益于沈家本的两议——《人口议》和《奴婢议》。周馥的奏折经军机处抄出后，由政务处奉朱批会同各该部议奏。刑部知会修律大臣说，政务处等发现“律例条目甚繁，更改动关全体，应由部知照修律大臣，参考中西，拟定办法，声复通部，以便咨复政务处酌核会奏。”[6]修律大臣沈家本接到刑部来片后，即于1906闰4月21日上《禁革买卖人口变通旧律议》（以下简称《人口议》）。从周馥奏折开始的各项文书经皇帝在政务处、刑部、军机处、修订法律馆、宪政编查馆等五个机关及王权之间上下来回抄誊、审阅、递转、讨论、提出处理意见，最后由沈家本遍查律条、完成洋洋数千言的《人口议》，其间只有短短的三个月（2月10日~闰4月21日），清代官僚机构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低效率，此也足见清廷各部的有识之士对此事的高度重视。
为革除买卖人口之旧律，沈家本“参酌中外，择善而从。”他明确指出：“现在欧美各国均无买卖人口，系用尊重人格之主义，其法实可采取。”[7]沈家本的的《人口议》共提出十一条修改建议：（1）契买之例宜一律删除；（2）买卖罪名宜酌定；（3）奴婢罪名宜酌改；（4）贫民子女准作雇工；（5）旗下家奴之例宜变通；（6）汉人世仆宜酌量开豁；（7）旧时婢女限年婚配；（8）纳妾只许媒说；（9）发遣为奴之例宜酌改；（10）良贱为婚姻之律（指禁止并处罚良贱间结婚的法律）宜删除。除提出上述十条修改旧律例的建议外，沈家本最后另外提出一条“买良为倡优之禁宜切实执行。”沈家本担心在禁革人口买卖以后，有人会通过“买良为倡（买女为娼，买男为优）”的方法进行人口买卖：“若不重申禁令，实力执行，恐奴婢之名目易除，倡优之根株难绝。流弊所至，将有不为奴婢，或转而为倡优者。”[8]此防患于未然之策，不可谓不高。上述十条涵盖了周馥折所附的全部内容。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其立场较周馥有所软化。例如，内中主张汉人世仆宜“酌量开豁”，就是一个不彻底的条款，此当有违沈氏意。究其原因，当是以退让换取保守派的同意。因为依沈家本所宣示的人格平等之主张，“世仆”这一奴隶制的存在形式没有任何正当性可言。
当年农历闰四月二十一日，沈家本将撰就的《人口议》复刑部。但是，“前件未及会奏，政务处裁撤。”[9]据沈家本说，“论者多以为不便，前拟办法，久已置诸高阁”。[10]即周馥的奏折和沈家本的《人口议》遭到许多守旧当权者的冷遇和反对，因为他们是蓄奴者，废奴会给他们带来损失。这与四十多年前美国南方奴隶主反对解放黑奴如出一辙。不过由于中国的奴隶主自己握有立法权，只需将废奴动议搁置起来，用不着那么激烈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