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本上看，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变迁主要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纲领》、《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答普 鲁东先生<贫困>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等文本中。历经黑格尔、费尔巴哈的思想洗礼及其同普鲁东的论战，马克思从哲学的“劳动”范畴最终走向了经济学的“生产”范畴并更高地迈向“实践观点”，建基于实践的历史哲学——历史唯物主义——也就呼之欲出。[11]
如果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存在着人本主义的思辨逻辑与以现实的经济事实为出发点的科学逻辑之二元对立的话，那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答普鲁东先生<贫困>的哲学》中，马克思已逐渐找到了开启唯物史观的钥匙：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不仅开篇即谈到了青年黑格尔派离开现实空谈思想的错误，而且已经基本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唯物史观不仅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而且也为其于1844年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找到了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即开展政治经济学批判；因为马克思已经明白：惟有开展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与思想中心论的唯心主义彻底决裂，也才能将唯物史观贯彻到底：
“它（指唯物史观——引者注）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由此还可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 [12]
在1847年为回应普鲁东《贫困的哲学》而写作的《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进一步明确了进行政治经济批判的旨趣，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的最初结合”（张一兵语）。在该书中，马克思已经明确意识到：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科学。这即是说，与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只能是历史的、暂时的生产关系的产生、运动和它的内部联系，所以，政治经济学只能是研究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们借以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以及这一经济关系发展的特殊规律性；亦即要研究“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以及“这些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13]而在以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的范畴。”[14]“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本身上怎样产生出来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15]正是在上述思路的指引下，马克思最终发现了支配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剩余价值规律，从而为将无产阶级确立为人类解放之主体提供了合法性和合理性论证。这样，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最终得以形成。
不难发现，从马克思的整个思想体系来看，马克思在其思想发展中对早期无实践观照的人本主义哲学批判之否定恰恰是为了更彻底的人本主义哲学的实现。马克思理论的基础是哲学，一种服务于人之解放的哲学。“实际上，马克思方法论的所谓消除哲学的要求，只是一种方法论的‘指向’，即要求从真正的、现实的人的生存（存在）出发去批判性地阐释人类的生存和命运。这一论题本身是哲学的，是实践理性范围的哲学。”[16]马克思继承了西方哲学理性的批判原则，使之转变成社会批判理论。在他看来，无实践观照的西方哲学成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此，哲学必须自我否定，西方哲学的内在成就必然向社会批判理论转变。只有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社会批判，并通过这一辩证否定，哲学才真正实现了其自身的目的：服务于人的生存和解放。对此，晚年海德格尔也明确指出马克思理论应是一种人道主义。在他看来，“马克思要求我们去认识和肯定‘合人性的人’”。而且，马克思对人性和人的本质的回答是一种社会性的回答：马克思“在‘社会’中发现了合人性的人，对马克思来说，‘社会的’人就是‘自然的’人。”[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