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何为“善意”，即“善意使用”的外延模糊。TRIPs协议中的善意例外是多方博弈的结果，追求的是国家之间利益的平衡，具体到我国，在一个国家内“善意例外”存在的目的似乎并没有利益冲突之虞，所以需要立法者进一步细化它的适用范围。有学者就曾提出，历史遗留的在市场经济以前通过行政命令注册的地名商标，在该商标可能误导地理来源的情况下，是否还能算作“善意”的问题。[1]
笔者认为，“善意”的标准应该限定在一个较为狭隘的范围内，欧盟第2081、92号条例第13条第3款，及美国《兰哈姆法》，在考虑与地理标志相冲突的在先商标时均参考了“由于长期使用而取得较高声誉”的因素，这一条件合理平衡驰名的地理标志和在先商标之间的利益保护，可以考虑纳入立法解释中。
（四）与TRIPs协议的最低标准相衔接
根据前文的分析，应该给予葡萄酒和烈酒的地理标志权利人在商标法下符合TRIPs规定的最低水准的保护。根据我国《商标法》第16条第1款的规定，已经包含地理标志的商标在“误导公众的”的情况下会被撤销。而TRIPs协议第23条第1款规定对葡萄酒和烈酒的保护不应该附加任何条件，所以应将16条第1款中的“误导公众”的要件排除。
（五）完善中国葡萄酒行业协会制度
根据笔者对葡萄酒行业运用“信息不对称模型”和“公地悲剧模型”[2]的分析结果，葡萄酒地理标志生产者之间极易产生恶性竞争，而且由于信息传导机制中消费者的弱势地位，真正的地理标志产品会遭到弱化。解决上述问题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完善中国的葡萄酒行业协会制度。首先，行业协会具有一定的自治权，包括制定会员的权利义务、议事规则，是一个独立高效的以服务会员为目标的组织；其次，行业协会可以协调内部关系，统一葡萄酒产品的质量标准，价格和筹措市场宣传手段，使得同一葡萄酒地理标志产品的形象得到强化，塑造品牌；另外，协会具有信息服务的功能，可利用其影响力向内部会员提供有效的市场信息、技术信息、社会和政府情报及信息等；最后，葡萄酒行业协会在辅助会员参加国际竞争方面有着强有力的作用，如在产品打入国际市场时，管理其地域内的产品价格，确定最低限价，防止企业采用压价策略遭到进口国的反倾销诉讼。基于以上有利因素，有必要出台专门的行政法规来建立中国葡萄酒行业协会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