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采取攻击行为的个体较之普通人更容易产生敌意性的归因。在出现冲突时，总是将过错自动的转向对方，并将双方关系顺势评价为对立的，进而导致不友好的、具有破坏性的行为出现。一般情况下，在交通事故发生后大部分的人都能够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对伤者进行救助和赔偿。但是，也有人肇事逃逸，或是更加过激的如药家鑫所做的那样对受害者进行更加恶劣、严重的伤害已达到逃避惩罚或是减少自己损失的目的。面对相似的事件，不同个体的差异性归因导致了处理方式选择的不同。将消极的后果归因于自己的过失时，随之产生的愧疚感和责任感会促使个体对已导致的后果进行补救，但是当归因倾向于对方的过失时，就易产生攻击行为了。药家鑫在撞人之后，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即将陷入危机，并且自动的将导致自己困境的原因归结到了被害人身上，而没有反思自己过错。于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就因为归因的偏差发生了转变，杀害受害者在当时的药家鑫看来就成为了能让自己逃离困境最有效的方法。
总之，内隐心理在某种程度上更加真实地反映一个人的内心世界，而且难以通过理性、道德等进行润色。在紧急状态下，内隐心理比外显心理对人的行为影响更具有支配力。
三、药家鑫杀人的决策形成
所谓决策是指为了达到一定的目标，从两个或是以上的方案中分析比较进而选择一个确定执行的过程。事件的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的相互作用影响了决策的形成。犯罪行为是犯罪者对各种因素进行评估后的决策结果。犯罪的决策模型有很多种，针对“药家鑫”一案我们可以用犯罪期望效用模型来进行分析。
期望效用模型假设犯罪者对各种选择的结果概率是了解的，虽然这些概率的判断是基于直觉之上的，但是在一定的条件限制之下犯罪者会尽量的使自己的行为发挥出最大的效用。药家鑫在面对被撞的受害者时，发现受害人可能会认出自己，如果只是作出逃逸的决策，那么有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麻烦。所以，逃逸行为没有被选择，因为这样的决策没有达到犯罪者期望的效果。如果将受害人杀害，在当时的环境下有目击者存在的概率很低，而且只要死无对证就可以彻底的摆脱各种困扰，这样的行为符合药家鑫当时的需求，于是很快就作出了杀人的决策。犯罪学家Carroll曾做了一个关于不同风险条件下的犯罪机会的实验，实验证明，即使同时出现四个维度（获益的可能性、损失的可能性、获益的数量和惩罚的严厉性），被试往往在做出犯罪决策时只注重其中一个维度，这就使犯罪行为人时常因为主观判断的偏差而过分相信逃避惩罚的机率，从而增强犯罪动机现实化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