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累犯的成立条件看，“三振出局”法案的主要依据在于犯罪人的犯罪行为，注重犯罪行为的次数、水平，如前面介绍的各州法案情况，只要存在重罪犯罪记录能够证明其属于累犯即可。而对于犯罪人主观方面的恶性、人身危险性等不直接予以考虑，主观因素都是通过客观情况体现出来的。如，加利福尼亚州的“三振出局”法案规定，某犯罪人被判处两次“三振出局”，则必须处以至少50年监禁刑—即两个25年监禁刑直接相加—直至终身监禁。此外，法案对于前科中的犯罪究竟发生于何时，距离新罪的发生相差的期限如何，均不加限制。
其次，从累犯的处罚原则看，“三振出局”法案一味强调对累犯者处以“超乎寻常”的严厉处罚，以达到威慑和隔离的目的，而对于如何矫正犯罪人的危险性格和人身恶习，对此类犯罪进行有效的教育和改造等问题，法案均不感兴趣。如，加利福尼亚州的“三振出局”法案规定，缓刑、假释、转处等刑罚执行制度均禁止用于累犯者身上，且此类犯罪人在减刑制度上，也受到限制，即通过劳动或者学习等活动，减刑不得超过20％,而通常情况可减刑50％。
再次，上文中，最高法院所提及的“犯罪人的习性”并不说明法案有主观主义因素的存在。这一习性只能通过行为人实施的犯罪行为以及犯罪记录来体现，且它也未能成为法庭对犯罪人在量刑时予以特别考虑的因素，是典型的刑法客观主义的体现。
（二）“三振出局”法案对完善我国累犯制度的理论价值
但凡比较研究，均需将国内与国外相应制度进行对比分析，而限于篇幅的原因，笔者不对我国累犯制度与美国“三振出局”法案在具体适用条件上作详细的分析，仅在此探讨以下问题，即美国“三振出局”法案对于完善我国累犯制度设置目的上所具有的借鉴意义。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考察：
其一，从累犯制度的设置目的上看，美国“三振出局”法案属于客观累犯制度，即强调对符合相关条件的犯罪人施以严厉惩处，未能对犯罪人的主观方面予以应有的关注，而仅仅注重的是通过较长的刑期使其与社会隔离，在客观上剥夺其再犯的机会。笔者认为，如此“出局”方式，对犯罪人个人而言，长期的监禁刑不利于其改造并回归社会；对整个社会来说，仅仅注重惩罚的刑罚制度恐怕难以达到较好的预期效果，甚至可能更糟糕。具体法律实效如何，“或许应等到2019年，根据第一批被判处至少25年监禁刑的‘出局者’出狱后回归社会的表现再下结论。”{3}毋庸置疑的是，尽管我国累犯制度亦属于客观累犯制度类型，中美两国的累犯制度仍差别巨大。笔者认为，通过对美国“三振出局”法案所进行的上述思考，我国在完善累犯制度之时，应当将累犯者的主观特性考虑入内，注重对累犯者的矫正、改造和教育；对累犯可酌情推行开放式监禁，以有利于累犯回归社会，从根本上解决其再犯罪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