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下交付”与“诱惑侦查”存在本质的不同。由于“控制下交付”有利用毒品诱惑犯罪分子上钩的成份，因此，“控制下交付”与“诱惑侦查”这两个概念经常被人们混淆，甚至有人在论述中将二者等同。在控制下交付的情况下，侦查机关为了不干扰违禁品沿着既定路线继续流转，侦查人员不直接介入违禁品流转过程，而是暗中观察，发现既定的收货人以及送货人，乃至整个犯罪组织。而在诱惑侦查时，则是通过线人或者侦查人员的引诱行为才能确定毒品交易相对方，侦查人员必然要通过某种引诱行为介入到毒品犯罪交易当中，这种介入对犯罪行为的实施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因此，在诱惑侦查时，如若行为人本没有实施毒品犯罪的主观意图，而在特情诱惑和促成下形成犯意，进而实施毒品犯罪的，属于“犯意引诱”。有学者指出，“因‘犯意引诱’实施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不成立犯罪”。而“毒品交易在公安机关监控下进行并当场抓获的不属于‘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3]
控制下交付分为无害的控制下交付（Clean Controlled Delivery）与有害的控制下交付（Live Controlled Delivery）两种。无害的控制下交付的操作方式是侦查机关在发现有关违禁品后，用类似违禁品的无害物质进行替换，将替代品投入继续的流转过程中进行监控；有害的控制下交付，是指在发现违禁品后，由于案件中不宜或者不能对违禁品进行替换，而继续监控原有的违禁品流转。[1]543无害的控制下交付与有害的控制下交付两种情况下，贩卖毒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有所差别，影响到犯罪停止形态的认定。
（二）司法实践中控制下交付案件停止形态的认定
对于在“控制下交付”情况下，贩卖毒品犯罪停止形态的认定，司法解释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界定，但是，在一些座谈会纪要中有相关论述。2000年《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和2008年《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都指出：“运用特情侦破毒品案件，是依法打击毒品犯罪的有效手段。”2000年《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因特情介入，其犯罪行为一般都在公安机关的控制下，毒品一般也不易流入社会，其社会危害程度大大减轻，这在量刑时，应当加以考虑。”但是，并没有指出此种情况下按既遂，还是未遂处理。2008年《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没有关于“控制下”进行毒品犯罪如何量刑的表述。有人指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有关毒品犯罪的纪要的精神，实质上不区分既遂未遂的做法，形式上也造成了毒品犯罪可罚未遂的减少。[4]最高司法机关的态度是“实践中的极为典型的未遂案件，应按照犯罪未遂来处理。”同时，“在毒品犯罪既遂与未遂的认定上，应当以有利于依法严厉惩罚犯罪为原则。具体判定时如产生争议、把握不准的，应按照从严打击犯罪的要求，认定为既遂。”[5]这一态度反映出对毒品犯罪从严打击的刑事政策，以及在这一刑事政策指导下，对犯罪既遂与未遂判断的基本标准。但是，依据刑事政策来解决既遂判断的疑难问题却让人心存疑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