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财政理论是公共物品价格理论必然的逻辑结果。公共财政理论最早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提出，他认为从事某些公共工作，设立某些公共设施是政府的一项重要功能。公共财政是指为市场或私人部门提供公共服务或公共物品的政府财政，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财政的基本选择和必然要求。在公共财政下，政府弥补市场自身固有的缺陷（市场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市场不能完全解决外部性、自然垄断、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校正市场由于发育不完善而出现的功能障碍。但是由于政府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必须需要相应的费用支出，因此社会公众必须纳税，即掏钱来购买政府的服务，这里实际上体现的是市场经济下的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关系。因此，政府的财政行为应以公共利益和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为依归，在使用其权力时做到经济而有效，不能按照利润最大化的准则征集和运用财政资金，不能只是从政府的财政需要出发，单纯凭借政府的垄断地位和权力强制性地向社会提取。
五、税收概念内涵对我国法治建设的意义
传统中国社会，皇权至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从终极意义上讲，整个社会的所有财富均属皇权所有，对皇权征税的正当性及应遵循的原则等缺乏系统的、科学的政治学解释，皇权对税款实施“强权征收”，并不征求纳税人的意见或同意。对臣民而言，交纳“皇粮国税”乃天经地义，对于来自皇权及其各级代理人的苛捐杂税，只有承担的份，过于超出容忍底线，实在无法忍受则只有揭竿而起进行搏命一途。在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多源于赋税过重，起义者们所高呼的“轻贡赋”、“不纳粮”、“均田免粮”等口号，就是对封建苛捐杂税敲骨吸髓般的盘剥的抗议。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历代开国君王都因为亲自体验到民众反抗的强大力量，王朝建立之初一般会采取“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将税率固定下来并承诺“永不加税”，但专制体制的内在逻辑决定了这样的政策无法坚持长久，难以最终扭转农民起义、王朝更迭的命运，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始终无法逃避“威权主义与黄宗羲定律”的宿命。{3}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在经济思想上奉行的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的国家分配论和国家意志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强制”、“义务”观念紧密相连的，“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29]“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30]这种从集体本位出发构建税收理论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集体主义不谋而合，而且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这些观念进入税法学的领域，税收的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被过分强调，“所谓赋税就是政府不付任何报酬而向居民取得的东西”，国家与公民之间是命令服从关系，公民处于从属地位，税收被定义为“国家以其政治权力为依托而进行的无偿性分配。”[31]我国传统的税法理论中对税收的定义基本上借鉴的是税收学的定义方式，即“税收是为满足一般的社会共同需要，凭借政治权力，按照国家法律规定的标准，强制地、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分配关系，在这种分配关系中，其权利主体是国家，客体是人民创造的国民收入和积累的社会财富，分配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一般的社会共同需要”。[32]依据传统的税收权力关系说，国家与公民之间是命令服从关系，公民处于从属地位，税收被定义为“国家以其政治权力为依托而进行的无偿性分配”。[33]强调的是税收的“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税收法律关系双方被认为具有不平等地位，国家成为只享有征税权力而无须承担任何代价或回报的权力主体，公民成为担负纳税义务而无权索取任何回报的义务主体。征税的主导者是政府，税收事务由政府自己说了算，征哪些税、向谁征、征多少、怎样征、用在哪，都是由政府单方面决定的，纳税人无权置喙，纳税人的义务就是交税，因此纳税人被称为“纳税义务人”。这种用税收学、财政学上的定义来表达法律上税的概念，正如北野弘久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概念是完全站在国家财政权力的立场上构造出来的概念，它无法向纳税人提供富有实践性、建设性的法理。[34]这种国家本位理论导向下的税收，以取得财政收入、完成税收计划为根本，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和强制性。这不仅导致实践中纳税人迫于某种威慑力而缴纳税收，纳税自觉性和主动性降低，进而出现普遍的、严重的偷逃税等问题，而且容易导致征税机关在税收工作中站在“国库主义”的立场，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名，过分强调纳税人的义务，不依法行政、侵犯纳税人合法权利的行为。当前，我国已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民与政府之间平等交换的关系开始凸显，征税必须取得纳税人同意成为社会共识，税收是否实现法治直接关系到执政的合法性。因此，有必要在厘清税所蕴含的法理基础上，推动政府财政制度改革、建立公共财政、实现财政收入与支出的法治化，进而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重构政府的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