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国家的解体给中国留下深刻的记忆。尽管中国政治改革迫在眉睫，但一直有很多人用苏东国家解体的教训来警告中国不能搞民主。这种看法是出于对威权主义及其历史意义的知识缺乏。苏东地区的政治转型引发国家解体有各自历史上及文化上的原因。如果说有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它们没有经历一个有效的威权主义阶段。由于苏联模式的体制严重背离现代社会的原则，它很难直接过渡到民主制度。它的稳妥道路是先建立一个威权主义的体制，在一个有控制的宪政框架下获得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从而奠定一个水到渠成的民主化基础。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可以看作是从苏联模式向威权主义转变。对照前面指出的经典威权主义的特征，我们能够找到不少相似的东西。这说明我国在现代化上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同时也应看到，在经济上，我国国有企业占产值比重还高达48%。这说明经济改革的道路还很遥远。尤其是通过扩大投资、消耗资源而带来的经济高增长巩固了利益集团的力量，成为进一步改革的巨大阻力。在政治结构上与威权主义的区别更大。威权主义是在宪政体制下活动，而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起宪政制度。我国虽有人大（政协）、政府、司法这样的与宪政体制对应的机构，但并没有在宪法上赋予的分权制衡的意义；各级领导班子的组成也有选举和投票，但参与投票的范围很小，比如市一级领导的选举由四百多名县级、副县级干部参加投票，候选人还是由上面提名的，没有竞选和竞争。这样一些稀薄的因素构不成宪政框架的形态。我们目前是一个不规范的市场经济和一个苏联模式的政治框架的结合。这是一个畸形的体制，自然会导致各种奇怪现象和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收入分配的鸿沟在国有企业庞大而政府又不断地搞再分配的情况下反而不断扩大，官本位不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遭到削弱反倒日益强大，公务员队伍的学历不断提高而国家管理的理性化水平并无明显改善，如此等等。
如果抛弃这些年国内流行的不科学的、模糊不清的“新权威主义”概念，我们就会更清楚地认识目前的处境、问题和出路。我们目前的政体与经典威权主义的差距很大。准确地说，我国目前的政治体系是苏联模式的延续，在摆脱极权主义色彩的过程中，没有及时地发展到威权主义，没有踏上一个符合现代化规律的道路，从而陷入一个社会矛盾丛生而又不能摆脱的困境。
这也指出了中国的政治发展的道路和空间。民主化不是像亨廷顿所说的那样仅靠一次民主化运动就能完成，宪政体制也不是国内有些人所担忧的一匹脱缰野马。每一个国家（包括西方国家）的民主都是经历多次民主化改革而完成的。对于中国来说，建立宪政体制而向威权主义迈进就是重要的民主化。它的经济发展意义和政治发展意义将会有效地解决在目前令人头痛的很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