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行为经常被反对力量（反对党和民主运动团体）指责为“独裁”、“专制”甚或“法西斯主义”，美国等西方国家也经常站在反对的立场。然而，这在民主发展的早期阶段却是难以避免的。在民主的早期阶段，政党、社会组织、精英、民众等都不适应民主形式的要求，没有养成协商、妥协、依法解决问题的政治文化。政府、政党精英和各级官僚的很多行为招致社会不满，而另一方面，反对力量也有自己的问题，他们常常不愿意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而是求助于对抗方式，如不断地游行示威、罢工罢课甚至采取各种暴力反抗行动，等等。在社会矛盾比较集中的背景上，持续的反政府运动容易诱发激进主义崛起，或者导致内战而国家分裂，或者导致“下层革命”而走向极权主义。这样，现有的宪政框架也就随之倒塌了。这样的教训在20世纪世界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它说明宪政制度在奠定之初需要一个强大的力量来保护，以免被内部的政治冲突所颠覆。这个力量就是威权主义。
除了保证基本的宪政框架不被颠覆外，威权主义还有具体的政治发展内容：
首先是政党体系的建设。初期的宪政政治体系的特点是政党派别杂多，政治精英一盘散沙，派性权力斗争主宰政治生活。威权主义一方面保留着宪政体制的政党竞争格局，一方面采取各种具体措施限制和规范政党活动。在经历威权主义之后，政党的数量一般都大大减少了，一盘散沙局面也大大改观。西班牙在1936年内战爆发前的“共和”时期，仅马克思主义政党就有一大堆，整个国家也分为无数的社会和文化板块。佛朗哥以严厉手段打击分裂主义，很多党派也随之消失了或联合了。韩国1950年代每届国会中都有十几个政党进入，还有大量的无党派议员。朴正熙时期禁止以无党派身份参选，大约1/3的议员名额按照政党得票率分配，这不仅在国会中消灭了无党派议员，也迅速地减少了政党数量并形成了两个大党的结构。威权领袖的集权倾向不能容忍军队和执政党的派性分裂，从而避免了执政党出现党官僚寡头制或元老寡头制的格局。同时，执政党积极推进制度化建设，不断提高执政党的组织性、纪律性以及人事安排的合理化、程序化及透明度，等等。执政党的这些变化时刻影响着在野党的发展，从而各个政党的组织水平不断提高。
其次是国家管理的理性化。威权主义是“专家治国论”的实践者，强调国家管理的法律化和决策的科学化。虽然威权领袖的地位十分突出，但整个国家的管理却不是“人治”，而是严格甚至有些刻板的“法治”。威权主义总是以先进国家为学习榜样，行政系统也模仿先进国家，因而保持较小的规模。韩国的国家机构有2院（经济企化院、统一院），16部，6处，一室（政务长官室）。1988年，“职业公务员”（政府正式雇员）246236人，其中地方职230789人，国家职15438人，约占全国人口的0.57%。葡萄牙、西班牙、台湾地区等等也基本是这个情况。拉美地区略有区别，因为它们在“民众主义”时期学习苏联而摸索“混合经济”道路，导致政府机构也跟着膨胀。尤其是阿根廷，曾经把扩大公务员队伍作为扩大就业的措施。在威权主义时期，它们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