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视作经典威权主义的各政体之间也在改革决心、执政能力和客观效果等方面存在差别。最坚定的要数韩国1961年上台的朴正熙政权和智利1973年上台的皮诺切特政权。朴正熙总统的政策是“国家扶植资本主义”，在短短十几年时间内从无到有地创造了一个私营大企业（“财阀”）群体，这在战后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皮诺切特将军1973年政变时，智利同其他拉美国家面临的问题一样，即庞大的国有部门、早熟的福利制度以及习惯于这种制度的民众，他上台后坚决遵奉货币主义经济学，强制推行私有化，在十余年时间内把智利变成拉美地区最资本主义、最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国家。
东亚“四小龙”中，除了香港外，韩国、台湾、新加坡在高增长时都是威权主义体制。“四小龙”1950年代在经济上远远落后于拉美地区的巴西、阿根廷的水平，但20年之后它们就反超了。主要原因是东亚“四小龙”依赖的是私营企业，在经济高增长过程中，或者培育起大型私营企业（如韩国），或者培育出中小私营企业（如台湾、新加坡、香港），这样，它们就有了自己的产业和产业阶级，从而获得了一定的技术创新力。拉美威权主义的情况则不一样。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用铁血手腕推动改革，把智利变成拉美地区的最透明、最规范的市场经济，从而由该地区的一个中不溜的国家一跃成为地区样板。原来的大国巴西、阿根廷则被它超越了。巴西、阿根廷1960-1970年代的威权主义并没有解决“民众主义”留下的各种问题，军人政权搞的经济“规范化”主要体现在对外开放，而在国企私有化、促进私营企业发展方面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非但如此，这两个国家在威权主义时期国有企业的比重反而上升了。主要原因是政府决心不够、执政能力不强，在此期间各级官员和政府机构为了自身利益而找各种借口不断地搞政府投资。类似的情况还有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总理，他虽然也是明显的“右翼”立场，但执政时期（1981-1993年）却走了另一条路线。为了削弱华人经济力量而提高马来人的地位，他采取兴办国有企业和“阿里巴巴”公司（要求安排马来人的华人私人公司）等做法，虽然带来一时的高增长却扭曲了市场秩序，结果在1998年遭受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
还有因其他原因而失败的例子。比如菲律宾的马科斯总统（1965-1981年执政）同样以重视经济增长和亲资本主义而引人注目。但是，他的国家管理是特殊主义的，理性化的程度很低，政治家族和经济家族混合一起，各项工业化政策均被少数权贵家族所利用，结果菲律宾成了官、商混淆一体的“密友资本主义”的典型。还有一种情况是威权主义时期过于短暂，没来得及奠定自由经济的基础。希腊就是这种情况。希腊二战结束后独立并建立了王权国家，1967年军人政变建立起威权主义政体，1974年军人政府就垮台了而转向民主，在经济上融入西欧发展福利制度的潮流。这样，希腊没有经历过经典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所以也就一直没有像样的产业阶级。这是它在21世纪的今天陷入深深债务危机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