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而言，从主体方面来看，源发性著作权因创作事实而产生，作者一般是自然人。传统邻接权理论认为，邻接权因为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以及广播组织传播文化产品的行为而发生。表演者通常是自然人，也存在表演团体的情形，录音录像制品制作者以及广播组织则通常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者权体系坚持作品中须体现作者个性或人格，并对作品中体现的作者人格权进行保护，这一原则下作者只能是自然人。而邻接权的主体多是以企业或组织的形式出现，这一点导致在邻接权产生之初，作者权体系下的著作权概念中无法将其容纳。
作者权体系固守着作者是自然人的原则，源于 19 世纪哲学和美学对作品以及作者的定性在其立法初始被用于解释著作权的正当性。但是，版权体系国家对于作者人格利益的保护迅速为经济利益所取代，这种转变甚至发生在版权尚未站稳之前。20 世纪以后，同样产生于欧洲大陆的后现代主义哲学观对传统美学观带来了冲击，作者是作品的创造者这样一种思想被后现代主义哲学观解构得支离破碎。既然作品中并不必然地体现作者人格，那么作者概念就不必再固守着“自然人”的范畴。
随着技术的发展，作品的形式越来越多样，作品的复杂程度也越来越高，许多作品仅靠个人的力量无法完成。事实上，作者早已突破自然人范畴，通过合同的约定或者基于与创作人的人身依附关系的法人和其他组织被视为作者在立法技术上已没有障碍。作者权体系国家最终承认法人或其他组织制作的成果可以构成作品，但是采用另行规定的立法模式，无不说明其理论的自我束缚。如德国在 2003 年《著作权法》中，将法人或其他组织制作的电影作品作为不同的作品类型规定在第 3 章，对电影作品权利人权利内容的重复规定，未能说明电影作品与其他作品类型相比具有特殊性，反而更显出德国立法者受其理论约束的无奈。
因而，主体是否是自然人早已不能区分邻接权与著作权，现有著作权体系的混乱就在于以主体作为划分权利的依据，认为作者享有著作权，而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和广播组织享有邻接权。
在权利内容上，著作权人享有广泛的权利，作者权体系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两大类型。随着两大法系的融合，版权体系国家也开始对作者的精神权利进行保护。传统观念认为，邻接权的产生是对作品的传播过程中所享有的权利，因而邻接权的享有必须受制于著作权，邻接权的行使不得损害现有的著作权。然而，从权利产生的继受性而言，无法区分邻接权与著作权。如作品的翻译者以及作品的改编者、汇编者也是经过原著作权人的授权，利用已有作品，融入自己的创作形成新作，但他们依然可以享有著作权。邻接权的权利对象并不局限于传播作品的产物，很多情况下，邻接权的对象是源于对无法形成作品的信息的再现。无法辩驳的事实是，近年来邻接权的权利内容呈现出扩张的趋势，邻接权与著作权在保护内容上的差别在逐渐缩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