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如何对费用补偿问题做出回应，大致有两种方式。一是在现行法的基础上凭借解释论处理之。《民法通则》与《合同法》均在条文中提到了违约损害赔偿的范围。前者第112 条第 1 款规定：“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的赔偿责任，应当相当于另一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后者的措词与之相仿，其第 113 条第 1 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单就文义而言，债务人违约后，债权人支出的费用无法得到填补也可谓“因此（违约）所受到（造成）的损失”。此外，可进而在解释论上明确费用补偿的构成要件、赔偿限制等问题。若为明晰起见，则宜以司法解释规制费用补偿问题。相应的条文可以是：“债权人可以不请求全面的期待利益赔偿，而请求补偿其为准备履行合同等原因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倘违约方能够证明假如合同如约履行，债权人本来会遭受损失，补偿额应作相应的扣减。即使债务人未违反义务，支出费用的目的也无法达到的，债权人不得请求补偿。”[60]此一表述的要点在于：第一，明确费用补偿与全面的或者说正常情况下的期待利益赔偿为择一关系，前者是无从采用后者时的替代性手段。第二，未正面言及费用补偿请求权的构成要件，但由于其为期待利益赔偿请求权的替代者，故构成要件基本相同，包括债务人不履行、不履行与损害间有因果关系，不过损害并非是指债务人如约履行时本可取得的利益，而是指已经支出的费用无法得到填补。第三，明确了费用补偿的主要限制因素：所支出的费用应当是合理的。倘债权人为受领对方的履行或为使用合同标的而支出极不相称的昂贵费用，则不应就全部费用获得补偿。比如，购画者为价值 1000 元的画购置了价值 10000 元的画框，不应就全部费用得到补偿；[61]如果债务人能够证明债权人与之签订的合同乃亏本合同，应依亏损比例对履行准备费用的补偿作适当的扣减，否则债权人将会处于较之债务人如约履行更好的境地；倘在债务人如约履行的情况下，债权人支出费用的目的亦无从达到，则不能将目的受挫的风险分配给债务人，而是应由债权人承担费用损失。
【作者简介】
张金海，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注释】之所以采补偿一词，是因为依本文的见解（可谓修正的赢利性推定理论，详见本文之第三部分），费用的支出并非损害，故无从言及费用赔偿，只不过在期待利益难以估算时，可认为该利益至少与费用相等。因此，可在费用的额度上判被告赔偿。
Huber/Faust, Schuldrechtsmodernisierung, Verlag C. H. Beck oHG, 2002, S. 163.
富勒将信赖利益分为固有性（essential）信赖利益与附带性（incidental）信赖利益。前者是指原告通过合同所能获得的好处的“代价”，包括对双务合同中明示或默示条件的履行、对订立单务合同的要求所要求的行为的履行、在以上两种情形中所做的履行准备以及因缔结此合同本身所受的损失。后者不是被告履行的代价，是在合同订立后自然地发生的，并且可以假定是可预见地发生的，如 Nurse v. Barns 案中原告承租人所存储的货物。在美国，富勒的这一分类后来得到广泛的接受，并为《
合同法重述》（第二次）第
349 条所采：为准备履行或履行而支出的费用，为并存（collateral）交易做准备而支出的费用。固有性信赖利益与附带性信赖利益大致与本文所列第一、第四种费用相对应，故涵盖面有限。关于富勒所做的区分，见富勒、帕迪尤：《合同损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一），韩世远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 7 卷），法律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41 页以下。
范斯沃思：《美国合同法》，葛云松、丁春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791 页，第 826 页，第 827 页。
所谓徒然支出的费用，即德国法上所说的 vergebliche(od. entwertet, fruchtlos, nutzlos) Aufwendungen，英美法上的对应术语为 wasted(abortive) expenditures(expenses)。为便捷计，以徒劳费用或徒糜费用名之均无不可。对于本文所述的情形，英美及德国法上也经常使用信赖利益、消极利益、信赖损害（reliance interest, negatives Interesse, Vertrauensschaden）等词。不过，有些论者以为，信赖利益尚可涵盖债权人倘不与债务人而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可以取得的利益。实则此种利益的赔偿一般应予否定。另外，使用信赖利益等措词者也多持本文所反对的信赖理论。因此，本文未采信赖利益等表述方式，而是称徒然支出的费用。
Müller, Der Ersatz entwerteter Aufwendungen bei Vertragsstörungen, Dunker & Humblot GmbH,1991, S. 94; Atiyah & Smith, Atiyah’s Introduction to the Law of Contrac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th ed., 2006, p. 406.
该条规定：“超出证据以合理的确定性允许确立的数额的损失不可获赔。”
Blum, Contracts: Examples and Explanations, 2nd ed., Aspen Law & Business, 2001, p. 608.
Müller, Der Ersatz entwerteter Aufwendungen bei Vertragsstörungen, S. 94.
Scott & Kraus, Contract Law and Theory, 3rd ed., Matthew Bender & Company, Inc., 2002, p.1034.
Murray, Murray on Contracts, 4th ed., Matthew Bender & Company, Inc., 2001, p. 793.
Calamari & Perillo, The Law of Contracts, 4th ed., West Publishing Co., 1998, p. 554.
伊曼纽尔：《
合同法》（英文影印版），中信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33 页。
Murray, Murray on Contracts, p. 793.
可行的做法是以原告可能获得的利润为出发点，之后再进行扣除以体现原告获得利润的可能性的大小。比如，在英国 1911 年的 Chaplin v. Hicks (2 K. B. 786)案中，经由公众投票，五十位女性被选中参加选美比赛，其中的十二人将根据访谈中的情况成为优胜者并获取奖金。原告被作为主办方的被告剥夺了参加访谈的机会。该比赛的奖金总额为 7488 英镑，按参赛人数平均每人约为 150 英镑（7488/50）。法院最后判决被告赔偿原告 100 英镑。
Murray, Murray on Contracts, p. 794.
Murray, Murray on Contracts, p. 791; Müller, Der Ersatz entwerteter Aufwendungen bei Vertragsstörungen, S. 95.
对于非以赢利为目的的合同的债权人究以何种方式主张违约救济为宜，英美法缺乏足够的关注，德国法则颇为重视，而迄今最为知名的案例当属 1986 年的市政会议厅案（BGHZ, 71, 234）。该案的原告为一右翼团体，其与被告城市签订了租赁后者的市政会议厅以举办政治集会的合同。其后被告拒绝履行合同，致政治集会无法进行，而原告已支出费用（含宣传开销、酬金支出、住宿费、餐饮费、交通费等）若干。
Bamberger-Roth/Grüneberg(2003), § 284, Rn. 3.
Müller, Der Ersatz entwerteter Aufwendungen bei Vertragsstörungen, S. 99, 104.
除英美法、德国法明确地对已经支出的费用予以规制外，丹麦法、希腊法亦有相应举措。See Lando & Bealeeds, Principles of European Contract Law: Parts Ⅰ and Ⅱ,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0. p.441.
Leonhard, Der Ersatz des Vertrauensschadens im Rahmen der vertraglichen Haftung, AcP 199(1999), 660, 666.
时任杜克大学法学院教师的富勒与其学生助研帕迪尤合著该文的契机是，院方提供专项资金推动师生科研合作。1991 年，帕迪尤回忆称，富勒是论文理论构造的设计师与主要作者，自己所做的工作是广泛研究相关的美国与英国案例、准备脚注并起草旨在探讨其时相关判例法的论文第二部分之大部。See Shapiro, The Most-Cited Articles from The Yale Law Journal, 100 Yale Law Journal(1991), 1449, fn. 118.
富勒、帕迪尤：《合同损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一），韩世远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 7 卷），法律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13 页以下。
富勒、帕迪尤：《合同损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一），韩世远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 7卷），法律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16 页，第 421 页，第 422 页，第 423 页，第 418 页。
论文第二部分的中译本可见富勒、帕迪尤：《合同损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二），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 11 卷），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98-257 页。
这些情形包括：确定性要求排除以期待利益为标准计算损害赔偿、以期待为标准计算损害赔偿会给允诺人施加不适当的负担、合同的履行受到了外在情事的干扰（如履行不能和合同受挫等）、合同的表述或法律效力不完善、涉及非商业性标的的交易等。
该条规定：“在卖方迟延交付货物之时，买方可以选择是在基于迟延履行的损害赔偿之外同时要求履行，还是替代履行要求基于不履行的损害赔偿或者放弃合同，如同该合同未被订立一样。”
Müller, Der Ersatz entwerteter Aufwendungen bei Vertragsstörungen, S. 48. 应当指出的是，借助赢利性推定理论加以处理的案件，早期有许多与已提供的给付有关。这是因为，在德国债法改革前，损害赔偿与合同解除不得并用；债法改革后，由于《德国民法典》第 325 条规定损害赔偿与合同解除可以并用，已提供的给付的返还已不再属于费用补偿的范畴，而由解除制度加以处理。
Bunzel, Der Ersatz vergeblicher Aufwendungen im modernisierten Schuldrecht, Peter Lang GmbH,2007, S. 7.
Müller-Laube,Vertragsaufwendungen und Schadensersatz wegen Nichterfüllung, JZ, 1995, 538,539.
Unholtz, Der Ersatz frustrierter Aufwendungen“ unter besonderer Beruücksichtigung des § 284 BGB, Dunker & Humblot GmbH, 2004, S. 68.
Unholtz, Der Ersatz ?frustrierter Aufwendungen“ unter besonderer Beruücksichtigung des §284 BGB, S. 68.
Schackel, Der Anspruch auf Ersatz des Negativen Interesses bei Nichterfüllung von Verträgen, ZEuP 2001, 248, 249ff.
Stoppel, Der Dersatz frustrierter Aufwendungen nach§284 BGB, Dissertation, Uni Köln, 2003, S. 15.
Bunzel, Der Ersatz vergeblicher Aufwendungen im modernisierten Schuldrecht, S. 13.
Huber, Leistungsstörungen, Bd. Ⅱ, J. C. B. Mohr, 1999, S. 273.
该理论于 1907 年由著名民法学者 Andreas von Tuhr 提出。其基本主张是，债权人为之支出费用的目的因债务人的不当行为而不能达到，费用因受挫而应被视为损害。见 Schneider, § 284 BGB—zur Vorgeschichteund Auslegung einer neuen Norm, Dunker & Humblot GmbH, 2007, S. 194.
Barnett, A Consent Theory of Contract, 86 Columbia Law Review (1986), 269, 272.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134 页，第 138 页以下。
Gordley,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parative Law, vol. 7, Contracts in General, Chap.2, Contract in Pre-Commercial Societies and in Western History, J. C. B. Mohr, 1997, p. 16.
Smith, Contract 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43, 391. 哲学学者亦有同样看法。见余纪元：《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40 页。
伊特韦尔等编：《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 769 页以下，机会成本词条（执笔者詹姆斯•布坎南）。
债权人丧失通过与第三人缔约可取得的利益属于纯粹经济损失，该损失的赔偿性质为侵权损害赔偿。鉴于一般财产利益无社会典型公开性等因素，责任的成立应以债务人知道债权人与第三人可能缔约、债务人与债权人缔约旨在挫败债权人与第三人的交易等事实为前提。
附言之，富勒所认为的法院判赔期待利益的第二个原因，即“判赔期待利益也是促进对商业协议的信赖的需要”，也存在着概念混淆。从上下文来看，该表述中的信赖实际上对应于期待利益，而不是使债权人处于假如合同未订立的状态意义上的信赖（利益）。
Stoppel, Der Dersatz frustrierter Aufwendungen nach § 284 BGB, S. 13.
Staudinger/Otto(2009), § 284, Rn. 18.
Lange/Schiemann, Schadensersatz, 3. Aufl., J. C. B. Mohr, 2003, S. 426.
笔者此前论述过合同不成立或无效型缔约过失责任的侵权责任（具体而言为造成了纯粹经济损失的侵权责任的一个类型）的性质。见张金海：《耶林式缔约过失责任的再定位》，《政治与法律》2010 年第 6 期。
Hillman, Principles of Contract Law, Thomson Reuters, 2nd ed., 2009, p. 174.
参见韩世远：《违约损害赔偿研究》，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69 页以下，第 481 页以下；韩世远：《
合同法总论》（第三版），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621 页；李永军：《
合同法》（第三版），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555 页以下；王利明：《
合同法研究》（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23 页以下。
许德风：《论
合同法上信赖利益的概念及对成本费用的损害赔偿》，载《北大法律评论》（第 6 卷第 2 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701 页。
此处的建议系借鉴《德国民法典》第 284 条及美国《
合同法重述》（第 2 次）第
349 条（基于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而来。后者规定：“作为第 347 条（该条为关于期待利益赔偿的规定）规定的损害赔偿计算方法的一个替代做法，受害方有权请求基于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包括准备履行或履行时支出的费用，并扣除违约方能以合理的确定性证明如果合同得到履行，受害方本来会遭受的损失。”
Looschelders, Schuldrecht: Allgemeiner Teil, 7. Aufl., Carl Heymanns Verlag, 2009, S. 2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