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百年的近代中国立宪运动中，这样的例子可谓是比比皆是，俯首可拾。《中华民国南京临时约法》在孙中山将总统之位让于袁世凯后，便将原先设定的“总统制”改为“内阁制”。这种因人而设法的做法，其意在于将权力集中于革命党人控制的议会和内阁，从而虚化总统袁世凯的权力；同样，取得总统宝座的袁世凯，在其“袁记约法”中，则通过杂采美国、日本和欧洲大陆各国宪法中偏重行政权的条文，增加总统权力削弱议会牵制，以实行袁世凯的“一人政治”主义；国民党的《训政时期约法》则明确规定“训政时期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等等，不胜枚举。
总之，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之所以会走向失败，从文化的视角来分析，其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的宗法文化以及从宗法文化的温床上所生成的宗法秩序不仅没有被铲除，反而有着十分顽强的生命力。这致使西方宪法在近代传入我国时，宪法文化强调权力制衡、人权保障的基本精神被宗法文化所消弭。宪法强调权力制衡的结构设计无法得以真正的实现，宪法秩序始终无法得以建立。尽管近代中国也颁布了数量繁多的宪法和宪法性的约法，但是真正的社会秩序仍然是追求国家权力一元化的传统宗法秩序。
二、近代中国立宪中自由精神的缺失
近代中国宗法秩序架构下的立宪催生出了一元化的权力结构设置，从而导致国家的最高权力无法得到有效的限制，反而日益膨胀。民国时期的“大总统”袁世凯通过制定“袁记约法”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之后却仍然不满足，还要复辟做“洪宪皇帝”就是十分有力的例证。依据宪法学的基本理论，国家权力与公民的自由形成一对矛盾关系。国家权力的膨胀必将导致公民的自由受到限制和挤压。基于这种理论认识，可以符合逻辑地推导出，在近代中国由于社会秩序仍然是宗法秩序而非宪法秩序，因此，近代中国的宪法和法律必然缺乏自由精神。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必然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关于这一点，在近代中国的立宪运动中，无论是在对宪法的理论认识上，还是在宪法文本上，亦或是在宪法的实施过程中，都得到了大量而充分的印证。
首先，在理论认识方面，近代中国的许多思想家都曾明确地反对将宪法的核心和首要功能定位为捍卫公民个体的自由。在西方宪政文化中，个体是本位，或者说个体是社会的原点。宪法的首要使命就是保护个体的权利和自由。然而，近代中国的许多思想家比如梁启超、孙中山、严复等，却都曾深切地表述过对自由权利学说的担忧。梁启超是近代中国对西方宪法精神研究得比较深入的学者之一。然而，“当梁启超对西方思想的认识随着与西方著作接触的增多而不断深化的时候，他对群体凝聚力和国家统一的关注不久便导致他感觉到自由权利学说的危险性，并最终从这种自由主义的思想立场上退却下来。”[9]梁启超之所以放弃自由主义的学说，其根本原因在于其宗法文化的思想、文化底蕴。其主张中国学习西方制定宪法、实行宪政的根本动力不在于保障公民的个体自由，而在于寻求富国强兵和自强图存的良方。梁启超认为，自由主义不仅难以达到此一目的，相反却可能致使中国陷入无政府状态甚至破坏国家统治秩序。因此，梁启超主张加强国家权力，削减个人自由。对此，梁启超说：“自由云者，团结之自由，而非个人之自由也。”“文明时代，团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由减。”[10]所谓“团结之自由”，从宪法学的角度来分析，其实就是主张加强国家的权力。梁启超认为，国家权力的加强有利于中国形成一个核心力量来统一国家的各种政治资源，以增强国家实力实现中国尽快走向富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