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司法认知符合我国的诉讼模式。现阶段我国基本上形成了由当事人主导的，由法官予以协助的协助当事人处分型诉讼模式。而民事司法认知的过程正是当事人和法官共同主导的过程，它既尊重当事人的辩论权和处分权，又确保法官在审判中的引导地位。所以对于认清事实真相，提高诉讼效率有显著作用。因此必然为法院和当事人所认可和接受。
第二，经济的发展和群众观念的进步，是我国建立司法认知的良好背景。我国是法制国家，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思想的不断进步，迫切要求效益与公正的审判。而日新月异的生活也使得案件的审理对象更复杂和广泛，需要认知的内容不断增加。因此建立完善的司法认知体系是形势的需要。它增加了法院解决纠纷的能力，达到了法与社会的平衡。
由此看来，司法认知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产物，是诉讼经济价值的体现，是司法公正与效益的结合。在如此良好的趋势下，我国必然对此逐步建立和完善。
二、民事司法认知与相关概念的区分
就司法认知在证据法中的性质而言，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从诉讼行为主体看，它是法官的一种认证行为，是法官在审判案件时的一种职权行为；而证据法规则的角度来看，它又是认证规则之一，是裁定证据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因此它是一种特殊的规则，有必要与其他问题区别开来。
2.1 司法认知与证明责任
证明责任始于古罗马上的“为主张之人有证明义务，为否定之人无之。”即现在普遍说的“谁主张，谁举证。”在德语中，证明责任分为行为上的证明责任和结果上的证明责任，是一种负担，一种义务。在英语中，证明责任常被分为提供证据的责任和说服证据的责任两种。高桥宏志说：“法律预先规定的当某一事实真伪不明时，一方当事人所承受的不利负担，就是证明责任。”[7]而我国学者也基本赞同两分法，认为证明责任应该是指，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提供证据的责任，当其所主张的事实真伪不明时，当事人负担因此产生的不利后果。
由以上的分析和前文对司法认知的理解可看出，司法认知与证明责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一个是诉讼规则，一个是法律责任，性质根本不同，它基本上属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其关系是此消彼长。具体来说，二者的主体不同。认知的主体是法官，证明责任的主体是当事人，是不能混淆或替代的；其次对象不同。司法认知的对象相对广泛，既包括法律，又包括事实，而当事人一般只能对事实问题进行举证。所以不能简单的把司法认知划入证明责任的范畴。
2.2司法认知与免证事实
免证事实，顾名思义，就是指不需证明的事实。它具有相对性，仅仅是指在本案中无需证明的案件事实。总的来说，免证事实是由法院裁判确认的，无需当事人或公诉机关用证据证明的事实。它与司法认知有一定的相似性，其诉讼效果都是免除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但最显著的区分在于，司法认知仅仅是免证事实的一部分，两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长久以来，许多学者都混淆甚至等同了两者的关系，这是错误的。除了司法认知外，免证事实还包括自认、推定、预决的事实等，下面具体分析。
